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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求月:互联网法院:解决跨境网路消费者争议裁决执行问题的新思路

 

Internet Courts: A New Solution to the Enforceability of the Decisions in International B2C Issues

魏求月(作者信息于篇尾)

【摘要】随着跨境消费者网络交易(以下简称“B2C”)的发展,专门针对线上消费者纠纷的争议解决机制应运而生。其中,对于如何执行在争议解决机制中作出的裁决,成为该争议解决机制能否成功运行的重要保障。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虽然具有天然的强制执行力,但在执行过程中掣肘于管辖权、可仲裁性、费用、国际条约等因素;近十年在国际上迅猛发展的线上争议解决方式(以下简称“ODR”),虽然其私人执行机制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仍旧难以避免其裁决缺乏强制执行力的窠臼。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建立和发展,顺应时代潮流,或许能够将传统的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同 ODR的优势结合起来,解决跨境B2C争议解决机制的执行问题。借鉴已有互联网法院的国际实践,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发展仍旧需要在具体执行程序方面作出改进。

【关键词】跨境消费者争议;在线争议解决;互联网法院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olution system refers to international B2C issues, the enforceability of the decisions whose forms are judgments or awards or adjudic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The execution of judgment authorized by courts or awards decided by arbitral tribunals between deferent countries may be hindered due to competence, treaties, fee and arbitrability. Private execution system established in ODR that expanded rapidly in recent decades is still short of enforceability though irreplaceable as well. While the built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in HangZhou will integrate the enforceability of judgment and awards to advantages of ODR, contributes to the solution of enforceability of decisions in International B2C issues. However, some concrete enforceable procedure could b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worldwide of Internet Court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B2C disputes, ODR, Internet courts in HangZhou 

关于电子商务,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定义。一般来说,对电子商务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电子商务是指一切以电子技术为手段的商业活动。[]在电子商务中,根据交易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B2B(企业与企业之间)电子商务、B2C(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电子商务和G2B(政府和企业之间)电子商务等。[]所谓B2C,是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它以互联网为主要服务提供手段,实现公共消费和服务提供方式以及相关付款方式的电子化。[]

B2C电子商务具有全球性、交易金额相对较小(使其区别于B2B)、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使其区别于C2CB2B)等特征,[]并且大多数的B2C争议都是由消费者作为原告提起的。[] 消费者可以选择诉诸法院或者提交仲裁,获得一份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裁决,也可以通过ODR获得一份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裁决,但即便是前者,具体到跨境B2C争议,都会面临执行问题,并最终在实质上影响案件的根本解决。20178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于浙江挂牌成立,[]这似乎为多元化涉网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敞开了大门,其是否能够最终解决跨境B2C争议处理的全部程序问题,以及运行过程中需要作出的改进,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具有强制执行力裁决的跨境执行问题[]

B2C案件中,消费者主要就经营者迟延发货或不发货、货物或服务与合同内容不相符、过度的运送费用、缺乏必要信息提示等事由与卖家产生争议,[]对于此类争议,消费者当然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提请仲裁,[]获得一份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进而向法院提出请求开始执行程序。且不提消费者是否会就如此小额的诉讼标的开始跨国、跨地区诉讼或者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即使最终获得一份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裁决,其执行程序的进行也会面临诸多事实与法律上的障碍。

(一)法院判决执行的事实困难与间接管辖权问题

跨境B2C消费者获得一份生效法院判决后,不论诉讼程序开始前,其管辖法院是否为其住所地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大都需要到经营者所在地法院提请执行程序,因为在跨境B2C争议中,经营者往往通过虚拟店铺与消费者达成交易,在消费者住所地很可能不存在可供执行的财产。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其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金钱、时间与咨询成本去执行一份生效判决,[]从而造成大量的消费者望而却步或撤回诉讼,[]消费者需要的公平正义最终无法得到彻底实现。[]

除了上述事实困难之外,国家间判决承认与执行过程中的间接管辖权问题,使申请执行程序面临更大的风险。所谓“间接管辖权”,是指相对于我国,外国法院对某一特定的国际民商事案件有无管辖权的问题。世界各国的诉讼立法一般都以作出有关判决的外国法院有无管辖权作为确定是否承认或执行其判决的要件。[]经营者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发现,若在与消费者或用户订立的合同中加入法院选择协议,将有利于纠纷的高效解决。虽然法院选择协议作为确定管辖权的基础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但在互联网背景下,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的法院选择协议却有可能由于成为经营者的免责条款[]而面临被判无效的风险。当跨境网络消费者进行网上消费时,其与经营者订立的消费者合同条款通常是以点击合同或超链接形式出现的格式条款。[⑰]这些格式条款往往行文冗长、用词晦涩难懂,[⑱]消费者进行网上交易时通常不会阅读这些条款,或仅仅快速浏览其中的主要内容,[⑲]在超链接形式下,如果经营者不尽足够的提示义务,消费者甚至无法得知格式条款所在的位置。在“孙丁丁诉苏宁易购电子商务公司网络购物管辖权纠纷案”中,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从字体、网站页面与纸质页面的差异等方面判断苏宁易购并没有尽到合理提请消费者注意的义务。[⑳]在国外也不乏判决此类格式条款无效的判例。[21]可见,即使存在民商事司法互助协定,且消费者成功提起请求执行程序,普遍存在于B2C合同中的法院选择协议条款也可能被申请执行法院地国判处无效,不满足间接管辖权的条件,从而使判决无法得到执行。

(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困难

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签订的争议解决条款中,有时会选择仲裁而非诉讼来解决纠纷,即“强制性仲裁条款”。如主要经营跨境B2C电子交易的“天猫国际”制定的《天猫国际争议处理规范》第47条规定:“天猫国际对争议做出处理并通知支付宝公司支付争议款项后,买家或(和)卖家对天猫国际的处理有异议的,必须在天猫国际处理后的20日内将争议诉诸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进行仲裁。”[22]强制性仲裁条款是法院选择协议的一种特殊形式,[23]除了上述与法院选择协议相同的理由外,其还因为限制消费者提起诉讼[24]、免除经营者负担等理由,面临被判无效的风险。比如《法国民法典》中虽然鼓励大部分的“商事争议”与B2B争议提交仲裁,但是却否定B2C合同中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效力。[25]相比于法国,德国对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态度相对宽松。德国仲裁法与德国民法典并未否定一切B2C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有效性,但要求该条款在实体法上遵守善意、透明、公平原则,[26]在程序法上要求经营者尽到提醒消费者注意的义务,如德国仲裁法规定,一方为消费者的仲裁协议,必须与主合同相分离,载于双方另行签字的独立文件中。[27]然而在实践中,各大全球性电商平台几乎都没有将仲裁协议另行起草。美国对B2C争议的可仲裁性虽然持开放态度,但同欧洲国家一样,美国对消费者保护的立法也逐渐严格起来。美国立法工作者也逐渐对《联邦仲裁法》适用于B2C仲裁持反对态度,如2011年美国国会第112届会议提出施行的《公平仲裁法》Arbitration Fairness Act,限制B2C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效力就是其重要内容。[28]因此,对强制性仲裁条款有效性的限制直接影响到仲裁裁决的效力,给仲裁裁决的跨境执行带来障碍。

跨境B2C交易迅猛发展的同时,在线仲裁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一些学者认为,传统仲裁已经不适合用来解决类似跨境B2C这类金额小、发生频率高的争议。此类线上争议也应该由线上解决。线上仲裁具有花费少、效率高的优势,与跨境B2C的发展相得益彰。[29] 然而目前,由线上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还无法在《纽约公约》下得到跨境执行。《纽约公约》第4条规定:“申请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一方须提供仲裁裁决的正本或经正式认证的副本”。《纽约公约》第2条规定:“一、当事人以书面协议约定将当事人间基于特定法律关系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所有或者任何争议,不论其契约性质与否,提交仲裁时,各缔约国应承认该协议。二、‘书面协议’包括当事人签订或在互换电文中所载有的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因此,《纽约公约》对仲裁协议的“书面”性质有明确要求。《纽约公约》在签订时,起草者并没有预见到互联网时代线上仲裁的出现及其适用《纽约公约》的情况。[30]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提出,“通过将数据电文的效用与纸面形式的功能进行类比从而摆脱传统书面这一单一媒介条件下产生的僵硬规范束缚,将为电子商务创造一个富有弹性的开放的规范体系。”[31]而对“纸面形式的功能”的解释存在于1996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指南》中。依据指南,书面功能是指能够证明当事人存在签约意向,能够使当事人知晓签约后果,能够复制、长期保存并为人所识别和接受,可以确定签约方并对数据进行认证,方便日后查阅,能够成为法院和公证机关可接受的文件形式,在“书面”作为生效要件的情形下,产生法律权利与义务。[32]从功能对比上看,线上仲裁裁决同样依据强制性仲裁条款作出,难以满足“明确签约意向”、“使当事人知晓签约后果”的要求。虽然该指南并非具有强制拘束力,但是目前在《纽约公约》框架下,线上仲裁裁决的执行还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除此之外,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仲裁,最终都需要走到法院系统去申请执行。最后,线上仲裁仲裁地的确定也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最终同样会影响到仲裁裁决的执行,兹不赘述。

总之,即使跨境B2C争议的消费者获得的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在实践中,也不能够解决跨境执行的难题。

三、非强制性争议解决机制的执行难题

ODR是指法院外的争议解决机制,依靠互联网的高速、全球性来实现大量数据的储存、组织以及全球传输功能。[33]ODR对于解决线上消费者争议至关重要,主要包括线上协商、调解与仲裁。线下协商、调解与仲裁结果的执行,均需要提交到线下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其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已经上述,在此仅就最具代表性的ODR这一非强制性争议解决机制的执行问题进行探讨。在执行方面,首先,线上消费者争议往往事实简单,并且发生频率高,这就要求相应的争议解决机制能够快速、高效解决争议;[34]其次,ODR能够使证明争议事实的线上证据直接通过互联网传输,从而避免打印、邮寄在金钱、时间上的花费;[35]再者,对于经营者来说,发展ODR,能够提高消费者网购信心和热情,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36]最后,在程序上,通过互联网,消费者可以在充足准备之后再进行答辩,弥补了B2C争议中较少律师参与的缺陷。[37]然而,即使如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也并没有出现一套针对ODR的强制力规范,并且ODR裁决的私人执行机制同样存在诸多不足。这一问题的解决决定着这些新型争议解决方式的生存与发展,否则,当事人在这些机制下作出的努力将付之东流,而不得不使用传统的争议解决方式重新处理。[38]

(一)国际组织与国家实践——具有强制力的ODR执行规则并未出现

针对ODR规则的讨论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不论是国际组织、地区还是主权国家,都在建立统一的ODR规则中做出过许多有益的尝试。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尝试都只是框架性的涉及,而并没有触及裁决的执行这一核心问题。

1.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ODR统一示范规则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UNCITRAL”)自2009年开始针对跨境B2C问题进行探讨,在美国的提议下,秘书处于2010年决定建立起草能为消费者知晓并理解的ODR统一示范规则的工作组(即“第三工作组”)[39],并声明第三工作组的任务与第二工作组不会发生重合,即不讨论有关仲裁的法律问题。UNCITRAL准备从六个方面着手来建立ODR统一示范规则的框架,分别是:(1ODR的程序性规则;(2)中立方指南;(3ODR服务提供者的最低准则;(4ODR服务提供者的补充规则;(5)争议解决的实体法原则;(6)裁决的跨境执行体系。[40]到目前为止,UNCITRAL的工作还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即建立ODR的程序性规则,并没有涉及到其它五部分内容。但同时工作组也清晰认识到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ODR示范规则,会面临三个至关重要的挑战,分别是:如何让争议双方积极参与到ODR中、争议解决过程中的适用规则以及保证最终解决方案的顺利执行。[41]并且,对于适用法以及裁决的执行,工作组意图使ODR统一规则脱离国内法以及国内法院的控制,转而依赖私人执行机制,[42]只是具体由哪些私人主体承担这一任务,还没有更细致的回答。这些私人机构可能包括第三方支付、域名注册机构以及互联网准入管理者等。[43]值得一提的是,工作组在起草规则的过程中并没有区分B2BB2C以及C2C争议,而是使规则可以适用于这三种类型的争议。

2. 欧盟的ODR指令

欧盟保护消费者的传统以及制度的建立由来已久。2013年,欧盟颁布了有关消费者争议解决机制的指令(以下简称“ODR指令”),[44]指令的目的在于使住所在A国的消费者能够通过ODR平台,足不出户地提起与营业地在B国的经营者之间的争议,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欧洲消费者中心”(以下简称“ECCs”)来完成的。ECC在欧盟各国建立,消费者可以向其住所地的ECC提起与另一个住所地国经营者的争议,消费者所在地国的ECC会通知经营者所在地国的EEC,并由后者通知消费者,共同协助争议双方进行协商以及其他争议解决程序。消费者可以通过网购页面找到有关ECC的链接,通过链接打开页面,填写并提交使用其本国语言的表格。重要的是,依据指南,欧盟境内的经营者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并提示其使用ECC平台。[45]此外,为了协助消费者提起争议,ODR指令要求在各国建立“ODR引导平台”,帮助消费者线上交流以及递交表格。[46]值得注意的是,与ADR指令不同,ODR指令只受理跨境消费者争议,而不受理纯属成员国国内的消费者争议,[47]并且要求争议必须在30天之内处理完毕。[48]UNCITRAL ODR统一示范规则一样,欧盟也注意到了争议处理结果的执行问题在全部争议处理程序中的核心地位。在ADR指南中,第14条规定成员国的ODR平台之间应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并且配备有争议处理结果的执行机构。然而,有学者认为,争议结果的执行需要有公权力机关的参与,尤其在发生大规模消费者诈骗或者不公平交易案件的时候,使经营者所在地国的ECC平台直接将争议结果递交给本国带有公权力的执行机构。[49]其实欧盟早在1992年就建立了“消费者保护执行系统”(以下简称“ICPEN”),并有42个成员国。ICPEN鼓励消费者通过其提供的网站[50]上传与经营者的争议,信息通过网站进入到由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FTC)负责运行的消费者数据库中,从而提醒其他消费者注意存在大规模消费者诈骗以及不公平交易历史的经营者。遗憾的是,该平台的作用仅限于信息交换,更多的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能够为消费者个人提供经济补偿,极大降低了消费者使用该平台的积极性。因此,ODR指令应该更进一步鼓励成员国ECC平台与本国公权力执行机构直接相连,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切实的经济补偿。

由此可知,即使是最新产生和发展的[51]UNCITRAL ODR统一示范规则以及欧盟ODR指令都没有为ODR争议处理结果的执行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且,这两个规则本身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ODR指令中的立法建议仍需要成员国之间长期的协商与磨合。

(二)私人执行机制的实践——非强制力执行体系仍存缺陷

私人执行机制的范围非常广泛,并没有一个能够涵盖所有私人执行机制种类的概念。UNCITRAL第三工作组建议使用如下概念:“私人执行不同于将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提交到法院申请执行程序,而是一方面创造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提供一种自动执行的程序。”[52]事实上,大多数成功的ODR服务提供者,比如易趣(eBay)、贝宝(PayPal)以及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都依赖私人执行机制。比如ICANN,就通过建立“统一域名争议解决规则(UDRP)”,为用户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裁决执行机制。依据该规则,域名注册者如果在10天之内没有遵守ICANN的决议,其域名就会被停止适用,[53]因此,依据UDRP做出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最终的且能够得到执行的。[54]ICANN之所以能够使其裁决得到很高的执行率,是因为其控制了大量的域名,[55]因此,对用户线上资源的控制,是线上争议裁决能否被执行的关键。当然,私人执行机制的对象——裁决或决定——也能够在法院得到执行,但是正如前述,法院执行程序存在许多事实与法律上的障碍,因此,私人执行程序才能够成为法院执行的重要补充。目前,私人执行机制对用户线上资源的控制,主要是指商誉评价体系与交易支付系统。

1. 通过控制商誉评价体系执行裁决

消费者的信任与满意度对电子商务的经营者来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维持和提高商誉是经营者的基础工作,比如亚马逊,就在其全球各大分支平台中建立了完善的消费者服务体系。[56]这种平台内部解决争议的方法能够避免争议被提交法院,对经营者来说,是避免其商誉受损的重要方法。再比如著名全球性线上拍卖与购物网站“易贝”(eBay)的成功,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费者信息反馈体系。在该体系中,消费者可以给予商家积极、中立以及消极评价,事实上,消费者的评价对商品的定价以及易贝的利润都有重大影响。[57]因此,在电子商务领域,积极的消费者评价能够促使经营者遵守ODR服务提供者(通常是电子商务平台)对与消费者之间的争议做出的决定。如果经营者拒绝按照决定对消费者给予补偿,或拒绝参与到ODR程序中,就会遭到消费者或电商平台的消极评价,并且,在遭遇不公时,消费者给予消极评价的概率要比未遭遇不公时给出积极评价的概率高出很多。[58]

然而,消费者评价体系也存在缺陷,比如低评价率,个人评价难以避免的主观性以及不准确性。[59]因此,就出现了线上第三方信誉评价机构,通过授予经营者线上信誉商标的形式代替消费者对经营者的信誉做出评价。该信誉评价机构可以是电子商务平台本身,也可以是独立的第三方。[60]对于那些积极参与ODR程序,遵守ODR决定的经营者,信誉机构会给予信誉标识,并允许经营者设置在其店铺页面中。如果经营者违背了ODR程序或决定,就有可能被撤掉信誉标识。[61]同消费者评价一样,信誉标识对经营者的利润有直接影响。美国著名的第三方质保服务商“经贸广场(SquareTrade)”就宣称,拥有其信誉标识的在线商家平均每年的销售额会提高15%[62]但是信誉标识的方法也存在不足。一方面,第三方标识授予机构授予标识时,仍旧难免会以消费者评价作为考量因素,同样无法克服上述消费者评价主观性、不准确的缺点。另一方面,在电子商务领域,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领域,主要电子商务国家间并不存在统一的信誉标识授予机构或授予标识的统一标准,经营者在被撤销标识后,完全可以选择门槛较低的信誉标识。[63] 现存的信誉标识机构往往各自为营,有自己独立的标识和授予标准,从而使消费者识别不能,最后不再去关注标识本身。[64]欧盟最新的ADR指令与ODR条例中均未就区域内统一的信誉标识与信誉标识授予第三方进行规定,[65]因此主要电子商务国家间能否就信誉标识机构或授予标准达成一致,对这一方法能否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通过交易支付系统执行裁决

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支付系统多种多样,比如第三方托管账户,类似于支付宝,信用卡退单拒付、专项基金以及网络交易保险系统等。全球最大的在线支付平台贝宝(Paypal)就运用第三方托管账户建立了最成功的在线支付系统。消费合同订立后,消费者将货款支付给第三方账户,由其向经营者发出发货指令,直到消费者确认货物与订单一致,第三方账户才会将货款转移给经营者。如果双方之间出现争议,第三方账户在收到电商平台通知后会暂时保管货款,直到争议解决。第三方账户在争议发生后,有时会不仅仅作为货款的存放账户,也会作为ODR服务提供者对争议进行裁断,并作出决定。货款将依据决定进行转移,但是由其做出的决定本身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66]如果双方对结果不满意,仍旧可以选择上诉至法院或达成协议提交仲裁。信用卡拒付系统同样为善意提起争议的消费者提供了获得补偿的有效途径,避免了消费者与经营者将争议提交至法院或仲裁。但是这种机制对经营者来说不公平,一方面,只要消费者提起争议,经营者就必须要为ODR服务付费,并且争议的提起会直接影响到经营者的信用评级以及信贷利率。[67]此外,信用卡拒付系统只能为使用信用卡的经营者提供服务,排除了使用其他支付系统的经营者。[68]

总之,私人执行机制的最大好处就是“一站式”服务,消费者争议在线上就可以得到裁决并执行,可以使争议内部消化,不必提交到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但正如上述,不论是对商誉资源的控制还是线上支付系统,主要电子商务国家之间机构与规则的协调和统一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项工作。

 

四、新思路:传统争议解决机制的线上突破

“网络法院”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就被网络空间自治论的学者倡导。[69]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7818日挂牌成立,是全国第一家集中审理涉网争议的试点法院。该诉讼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案件的网上起诉、受理、送达、调解、举证、质证、庭前准备、庭审、宣判和执行等一系列流程。诉讼平台受理的案件类型包括:(1)互联网购物、服务、小额金融借款等合同纠纷;(2)互联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3)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格权纠纷;(4)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侵权纠纷;(5)互联网域名纠纷;(6)因互联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7)上级人民法院制定管辖的其他涉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70]传统强制性争议解决机制能够使裁决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但在互联网背景下宥于时间、金钱与程序上的耗费而无用武之地,非强制性争议解决机制虽然能够解决此类问题,但是却无法提供传统强制性争议解决机制具有的执行功能,使第三方平台做出的调解协议或其他决定无法得到强制执行,而线上互联网法院恰好可以扬长避短,为跨境互联网消费者合同争议的执行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思路。

线上互联网法院的建立在我国虽属首次尝试,但在世界范围内已有先例,可以证明线上互联网法院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能够从中汲取经验。

(一)国外线上法院的实践

美国于2001年计划在密歇根州建立第一家线上法院,[71]遗憾的是,该法院缺乏资金支持最后不了了之,[72]之后也没有明显的进展。相反,在英国和加拿大,线上法院的建立却进行地如火如荼。目前运行最久的线上法院是由英国王座法院于2001年建立的“在线索赔”(MCOL),[73]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简易程序服务,受理由个人或者组织提出的专门针对金钱索赔且金额不超过10,000英镑的诉讼。通过“在线索赔”网页,法院能够接收到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以及联系方式,同时能够使原告在线向法官解释权利归属等案由。[74]诉讼费通过绑定在法院主页的信用卡支付,被告可以通过一份标准格式的答辩涵进行答辩,并通过邮件发送到线上法庭。如果法院裁定受理案件,就会将其分配到调解员(如果双方同意调解)或者法官处进行调解或在线审理。案件结束后,如果原告胜诉,那么会有专门的执行法官将赔偿款转移给原告,如果被告拒绝赔偿,原告可以在线申请执行令。并且,依据“在线索赔”指南,如果判决被告应赔偿金额超过600英镑,原告可以直接在线向高等法院执行局(HCEO)提出申请,由其代为索赔,必要时可以拍卖被告的货物。[75]“在线索赔”全年全天在线运营,提起诉讼及答辩只需要30分钟,并且诉讼费用低廉。另外,“在线索赔”还为没有代理人且索赔金额不超过10,000英镑的个人、公司提供特别的线上小额争议解决程序。[76]目前,“在线索赔”已经成为英国受案量最多的法院。

除了“在线索赔”,英格兰以及威尔士还建立了专门的“在线交通罚款法庭”(TPT),[77]特别针对由交通违章引起罚款的上诉法庭。原告可以使用智能“诊断问卷”,由系统判断原告的起诉是否满足线上法庭的要求。满足条件的起诉将会被传送到单独的控制面板,在此原告可以递交诉状、上传证据、质证、庭审以及接收判决。审判员会在自定义面板中查看双方上传的资料、询问当事人。当事人可以在在线法庭上完成所有的诉讼行为,包括选择其倾向的审理方式,比如电话审理、书面审理、面对面审理。[78]线上交通罚款法庭最新公告显示,有68%的案件通过书面审理即可完成,20%进行电话审理,而仅有12%的案件需要面对面审理。[79]

建立线上法庭不仅仅出于效率的考虑,通过运用科技也能够实现其他司法价值与目标,比如向公众传播有关争议解决程序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的公平公正,提高大众对通过司法解决争议的信心。加拿大“民事争议在线法庭”(CRT)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一作用,这一在线法庭的建立是加拿大民事司法改革的一部分,于20125月筹划,20166月正式投入使用,[80]专门受理不超过25,000加元的小额民事争议。争议双方可以在线进行协商、调解,如果必要的话,会由法官加入并依据双方在线提交的证据和诉状进行在线审理。[81]法官同样可以采取书面审理、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在线视频审理,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法官会自由裁量进行面对面庭审。[82]最重要的是,民事争议在线法庭为双方提供了在线自助法律服务系统,当事人可以进入系统获悉其法律权利以及解决争议的步骤,并且可以通过系统方便选择出最适合争议解决的方法,系统往往将诉讼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83]通过在线法庭庭前指南,当事人能够迅速了解到争议解决的必要流程,并且使相当一部分案件在诉讼前解决,既提高了效率又增强了当事人使用在线法庭的信心。

英国和加拿大线上法庭的建立体现了司法程序与互联网科技结合的最新发展,证明了传统司法程序在线上进行操作的可行性。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建立不仅顺应了科技的发展,回应了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要求,同时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二)杭州互联网法院执行体系的完善

杭州互联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虽然建立不到半年,但受案量可观,已受理各类网络案件2599起,网络购物合同争议74起,其中接近一半争议已经正式立案。[84]互联网法院相比传统线下法院,在处理B2C争议时,能够为消费者节约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成本。此外,相比ODR争议解决程序,互联网法院属于国家机关范畴,法官做出的判决具有天然的强制执行力,消费者得到胜诉判决后,可以直接申请执行。然而,从目前该法院受理的74起网络购物合同争议案件的情况来看,法院在处理跨境B2C合同争议执行问题上,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

首先,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判决执行功能发挥得不够明显。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建立总则计划“实现案件的网上起诉、受理、送达、调解、举证、质证、庭前准备、庭审、宣判和执行等一系列流程”,然而,当我们在案件查询中将案件范围限制在“执行”一类时,却发现显示“没有案件”,[85]可见,即使存在录入系统上的缺漏和延迟,与已受理2万多起案件相比,执行率也实在是非常低,执行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而执行问题能否得到切实解决,是网络法院能否具有长足发展潜力的关键问题之一。比如欧盟,虽然在其《ODR指令》中要求各成员国建立ECC平台,却没有要求成员国将本国ECC平台与执行机构相衔接,因此目前各国间ECC平台的作用仍旧止步于信息交换,不能够像最初预想的一样,彻底解决跨境电子商务纠纷。[86]因此,杭州互联网法院也应该在未来发展中突出执行功能,在《诉讼汇编》中对执行程序进行详细规定,而非一言以蔽之,[87]并对消费者申请执行程序进行必要的法律指导。

其次,互联网法院管辖权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依据《杭州互联网法院涉互联网案件起诉及管辖指引》,该法院只受理杭州市区内基层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部分案件。但是具体到跨境电子商务合同,这一管辖权规定还不够具体。一方面,如上所述,许多跨境B2C合同中都存在协议管辖条款这一经营者单方订立的格式条款,对这类条款的有效性,互联网法院应该在其管辖权规则中做出明确规定,否则大量的消费者仍旧受制于该条款而无法到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避免由该格式条款引发的间接管辖权在跨境执行方面遇到的困难。另一方面,B2C合同一般管辖基础不明确。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0条,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由此确定了消费者住所地这一管辖权基础。然而,“以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表述在B2C网络交易中似乎存在歧义。“信息网络”专指电子信息传输的通道,是构成这种通道的线路、设备的总称。[88]“以信息网络交付标的”就是通过电子信息通道交付标的,而网购活动中,消费者购买的大量物品无法通过信息通道交付标的,而是通过传统的线下物流交付标的。并且,1999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就《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公约》的起草工作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有关合同部分,就将B2B合同分为“网上履行合同”和“非网上履行合同”,[89]因此,司法解释中的措辞,缩小了消费者住所地的适用范围,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尽管在一些非电子信息通道交付标的的案件中,法官也运用了这一条确定了消费者住所地这一管辖权基础,但在网络购物合同背景下,强调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若出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目的,有些画蛇添足。

最后,互联网法院需要在执行问题上进行跨境合作。在当前国际社会及时代发展背景下,很有必要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争端预防解决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网上争议解决中心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更多便捷服务,[90]是“一带一路”国际争端解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杭州互联网法院可以尝试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内其他国家互联网法院的建立,并与之签订互联网法院司法互助协议,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以及司法互助,尤其是针对跨境B2C争议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推动区域内电子商务的发展;另一方面,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完善自身执行机制的同时,可以参考上述学者对欧盟ODR指令的建议,推动互联网法院与他国执行机构的合作,使跨境B2C消费者争议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彻底得到经济、有效、方便地实现。

 

结论:

跨境B2C争议解决机制的执行问题关乎消费者权益能否最终实现。传统的线下法院与仲裁解决方式会在事实与法律上增大消费者维权的难度,降低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ODR虽然能够方便快捷地为跨境B2C争议提供协商、调解方案,但其决定的执行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私人层面都缺乏强制执行力。而线上法院的建立恰好能够将二者优势互补,既能够为消费者实现权益节约成本,又能够使争议裁决得到强制执行。然而,在这一路径的指导下,要实现跨境B2C争议裁决彻底解决这一目的,杭州互联网法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立足国内,杭州互联网法院应该更加突出其执行功能,并为消费者在线申请执行提供方便和指导;另一方面,放眼国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杭州互联网法院需要注重跨国性,先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内国家互联网法院的建立,并广泛签订与互联网案件相关的司法互助协定,促进互联网案件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推动区域内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与电子商务的发展。

 

作者信息:

魏求月,女,1991910日出生于吉林省白山市。现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为黄进教授。同时就读于德国科隆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导师为Hanz-Peter Mansel教授。本科及硕士就读于中山大学,导师为谢石松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民事诉讼法与国际商事仲裁法。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邮编:100089

电话:13121190758.

邮箱: 472269842@qq.com

 

[] 张楚著:《电子商务法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 黄进主编:《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7页。

[] 参见宋玲、王小延、陈进主编:《电子商务战略》,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 黄进主编:《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7-558页。

[] See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 Thomas Schultz: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Challenges for Contemporary Justic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at 69-70.

[]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http://www.netcourt.gov.cn/portal/main/domain/index.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112日。

[] 本节对于执行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诉讼和仲裁领域。集中在诉讼领域是因为诉讼程序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是最为“传统和保守”的领域,最具有代表性;而在执行问题方面,由于《纽约公约》的广泛适用,仲裁裁决在跨境执行领域也最具代表性。

[] See Mirèze PHILIPPE, “Where is Everyone Going with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2002 Int’l Bus. L.J. at 168.

[] 指的是消费者合同争议可以提交仲裁的情况,关于此类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 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如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对于欧盟以及美国在B2C争议方面直接管辖权的规定,参见黄进、何其生著:《电子商务与冲突法的变革》,载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第5-7页。

[] See Pablo Cortès,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onsume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at 82.

[] 比如在欧洲,根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的欧洲消费者愿意将争议提交法院。See EC, Special Euro barometer 342 Consumer Empowerment, Belgium: EC, 2011, at 184.

[] See Jonathan Hill, “Cross-Border Consumer Contra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t paras 11.106 and 11.109.

[] 参见韩德培主编、肖永平修订:《国际私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7-488页。

[] See George B. Delta and Jeffrey H. Matsuura, Law of the Internet (Aspen Publishers, 2011), Appendix 14: Minimizing Potential Liability from Internet Operations, at para5.

[] See AONGHUS McCLAFFERTY,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the E-Consumer in light of the Consumer Rights Directive?”, 11 Hibernian L. J. 85 2012, at 89.

[] See Rich Parris, “Online T&Cs Longer than Shakespeare Plays: Who Reads Them?”, Which? Conversation (23 March 2012).

[] See Victoria C Plaut & Robert P Bartlett III, “Blind Consent? A Social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Non- Readership of Click-Through Agreements” (2012) 36:4 & Human Behavior at 293; Amy J Schmitz, “Pizza-Box Contracts: True Tales of Consumer Contracting Culture” (2010) 45:3 Wake Forest L Rev, at 863.

[21] See Marina Pavlović, “Contracting out of Access to Justice: Enforcement of Forum-selection Clauses in Consumer Contracts”, McGill Law Journal (2016), at 389-440.

[22] https://rule.tmall.hk/rule/rule_detail.htm?spm=0.0.0.0.DX5yWg&id=1519&tag=self(最后访问时间为2018112日),英文版为:After Tmall Global has made a determination and instructed Alipay to pay the funds in dispute, if the Buyer and (or) Seller objects to Tmall Global’ s determination, it must submit the dispute to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for arbitration within twenty (20) days of Tmall Global’ s determination.

[23] See Scherk v. Alberto-Culver Co, 417 U. S. 506,519 (1974) (arbitration is “in effect, a specialized kind of forum-selection clause that posits not only the situs of suit but also the procedure to be used in resolving the dispute”)

[24]比如亚马逊美国的《用户协议》中规定:Any dispute or claim relating... Amazon.com will be resolved by binding arbitration, rather than in court, except that you may assert claims in small claims court if your claims qualify.

[25] See Shelley McGill, Consumer Arbitration Clause Enforcement: A Balanced Legislative Response, 47 AM. Bus. L.J. 361, 391 (2010).

[26] See Amy J. Schmitz,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Consumer Arbitration”, Loyola University Int’l Law Rev., Vol 10, 2013, at 95.

[27]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Section 1031 (5): “Arbitration agreements in which a consumer is involved must be contained in a record or document signed by the parties in their own hands…. The record or document, or the electronic document may not contain agreements other than those making reference to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Available at: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zpo/englisch_zpo.html#p3558, 最后访问时间2018112日。

[28] Amy J. Schmitz,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Consumer Arbitration”,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Int’I L,. Rev., vol. 10, 2013, at 83.

[29] The UNCITRAL Secretariat organized a colloquium in March 2010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ace Law Schoo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and the Penn State Dickinson School of Law, during which the evolution of e-commerce and the initiatives related to resolution of disputes originating from B2B and B2C transactions were discussed. See details in Reports A/CN.9/706 and A/CN.9/WG.III/WP.111, available at www.uncitral.org/uncitral/en/commission/sessions/43rd.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18112日。

[30] Julio César Betancourt & Elina Zlatanska,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What Is It, and Is It the Way Forward?”, Arbitration 79, no. 3 (2013), 256-264, at 262.

[31] 欧阳武、齐爱民著:《中国电子签名法原理与条文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32] Michael L. Rystad & Thomas H. Koenig, “Wolves of the World Wide Web: Reforming Social Networks’ Contracting Practices”,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of Suffolk University, Research Paper 14, 25, August 13, 2014, at 1.

[33] J. Hörnle: “Cross-border Internet Dispute Res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t 75; G Kaufmann-Kohler & T Schultz: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at 7.

[34] See Mirèze PHILIPPE: “Where is Everyone Going with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Int’l L.J. (2002), 167-210, at 180.

[35] B2C争议相比B2B争议事实简单的一个体现就是,并不会同后者一样涉及商业机密或者知识产权,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不会造成相关资料的泄露。See, Mirèze PHILIPPE: “Where is Everyone Going with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Int’l L.J. (2002), 167-210, at 170.

[36] Available at: www.ecommercegroup.org/guidelines,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8112日。

[37] See Jeffrey Krivis: “Mediating in cyberspace”, The Arbitr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ournal (1998), at 19.

[38] 何其生主编:《互联网环境下的争议解决机制:变革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39] See C. Rule, V. Rogers & L.F. Del Duca: “Designing a Global Consumer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System for Cross-border Small Value-High Volume Claims-OAS Development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Law Journal, Vol. 42, 2010, at 221.

[40] See Preamble 2 draft Procedural Rules and A/CN9/WG III/WP112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28. February 2012, at para 3.

[41] See Pablo Cortès: “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onsumers in the European Union”(Routledge 2011) at 72-75 and 204-205; G Kaufman-Kohler & Schultz: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at 132; J. Hörnle: “Cross-border Internet Dispute Res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t 220.

[42] See A/CN9/744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Meeting May 2012, at para 120.

[43] See J Goldsmith & T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t 68-84; J. Hörnle: “Cross-border Online Gambling: Law and Policy”,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10), at 111-139.

[44] See “o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onsumer disputes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and Directive 2009/22/EC (Regulation on consumer ODR), Regulation (EU) No 524/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13.

[45] See Directive Article 13 (1).

[46] See Directive Article 6.

[47] See Directive Article 2.

[48] See Directive Article 9 (b).

[49] See Julia Hörnle: “Encouraging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EU and Beyond-Keeping Costs Low or Standard High?”, Queen Mary School of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22/2010, Posted at 30 Sep 2012, at 20.

[50]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sumer.gov/english/report/overview.s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8112日。

[51] UNCIRTRAL ODR统一示范规则以及ODR指南以前,也有许多国际组织或国家就在线争议解决机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ICCFTCGBDeOCEDEEJ-NET等,See Mirèze PHLIPPE: “Where is Everyone Going with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Int’l Bus. L. J. (2002), at 193-208.

[52]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transactions: overview of private enforcement mechanism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UNCITRAL, 28th Sess, UN Doc A/CN.9/WG.III/WP.124 (2013), at para4.

[53] ICANN,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1999), at Art 4 (k), available at http://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policy-2012-02-25-en,最后访问时间2018112日。

[54] See Pablo Cortés: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onsume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Rouledge, 2010), at 82.

[55] See Thomas Schultz: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an Overview and Selected Issues”, at 11, available at www.holmeskirby.com/index_bestanden/Schultz_2002_ODR.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112日。

[56] Kathy Grannis: “Amazon.com Tops in Consumer Services, According to NRF Foundation/American Express Survey”, National Retail Foundation (17 January 2012).

[57] Colin Rule & Harpreet Singh: “ODR and Online Reputation System” in Mohamed S Abdel Wahab, Ethan Katsh & Daniel Rainey, eds,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Hague: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2), at 195.

[58] See Id, at 178.

[59]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transactions: overview of private enforcement mechanism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UNCITRAL, 28th Sess, UN Doc A/CN.9/WG.III/WP.124 (2013), at para19.

[60] See Id, para 20.

[61] See Id, para 22.

[62] See Steve Abernethy, “Building Large-scale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 trustmark system,” Proceeding of the UNECE Forum on ODR (2003) at 2, available at www.mediate.com/integrating/docs/Abernethy.pdf , 最近访问时间2018112日。

[63] See Colin Rule & Harpreet Singh: “ODR and Online Reputation System” in Mohamed S Abdel Wahab, Ethan Katsh & Daniel Rainey, eds,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Hague: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2), at para 24.

[64] See C. Rule, V. Rogers & L.F. Del Duca: “Designing a Global Consumer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System for Cross-border Small Value-High Volume Claims-OAS Development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Law Journal, Vol. 42, 2010, at para 62-64.

[65] See Pablo Cortès: “A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xtra-judicial consumer redress: where are and how to move forward” 35: 1 LS 114 (2015), at 28.

[66] See C. Rule, V. Rogers & L.F. Del Duca: “Designing a Global Consumer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System for Cross-border Small Value-High Volume Claims-OAS Development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Law Journal, Vol. 42, 2010, at 60.

[67] See See Colin Rule & Harpreet Singh: “ODR and Online Reputation System” in Mohamed S Abdel Wahab, Ethan Katsh & Daniel Rainey, eds,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Hague: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2), at 27.

[68] See Julia Hörnle: “Cross-border internet dispute resolu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t 42.

[69] See David R. Johnson & David G. Post: “Law and Borders-the Rise of Law in Cyberspace”, Stan. L. Rev., Vol. 48 (1996), at 1367. 但自治论者认为,网络空间应适用独立于实际空间的法律制度,对网络案件应建立一种独立的管辖体制。新的电子网络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律管辖区域。但这些设想并未得以试验,就寿终正寝了。相反,本文对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研究强调的是新兴网络法院与传统争议解决方式强制力的一种联动,而非强调网络法院与现实空间的隔离与割裂。

[70]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规则汇编》第二条,http://www.zjcourt.cn/art/2017/8/18/art_127_12038.html,最近访问时间:20171126日。

[71] 密歇根线上法院旨在完全通过音频、视频或者互联网会议对线上庭审进行记录,建立电子音频于视频记录系统。法官、律师、当事人以及证人可以在任何条件允许的地点参与到开庭中。线上法院受理所有标的不超过25,000美金的经济类争议,但是不包括侵权、雇佣、行政、刑事争议以及判决的执行问题。See Lucille M. Ponte: “The Michigan Cyber Court: A Bold Experi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Public Virtual Courthouse”, 4 N.C. J.L. & TECH. at 51, 59-65 (2002).

[72] See Neal Feigenson & Christina Spiesel: “The Juror and Courtroom of the Future”, in the Future of Evidence: How Science & Technology Will Change the Practice Law, at 127.

[73] Available at https://www.moneyclaim.gov.uk/web/mcol/welcome, 最近访问时间:20171126日。

[74] See HM COURTS & TRIBUNALS SERVICE, Money Claim Online (MOCL)---User Guide for Claimants 9-14,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39667/MCOL_Userguide_for_Claimants_August_2017.pdf , 最近访问时间20171126日。

[75] See Id, “what happens if the defendant does not pay”, at 20.

[76] Available at https://www.moneyclaim.gov.uk/web/mcol/welcome, 最近访问时间2018112日。

[77] I Want to Appeal, TRAFFIC PENALTY TRIBUNAL OF ENG. & WALES, available at http://www.tarfficpenaltytribunal.gov.uk/want-to-appeal, 最近访问时间2018112日。

[78] How Your Appeal Will Be Decided, TRAFFIC PENALTY TRIBUNAL OF ENG. & WALES, available at http://www.trafficpenaltytribunal.gov.uk/how-your-appeal-will-be-decided, 最近访问时间2018112日。

[79] TRAFFIC PENALTY TRIBUNAL OF ENG. & WALESANNUAL STATISTIC REPORT 2014-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trafficpenaltytribunal.gov.uk/wp-content/upload/2016/11/TPT_Annual_Statistics_Report_14_15 , 最近访问时间2018112日。             

[80]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 Act, S.B.C. 2012, c 25 (Can.).

[81] How CRT Works,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 available at: http://www.civilresolutionbc.ca/steps, 最近访问时间:2018112日。

[82] See Id.

[86] See Julia Hörnle: “Encouraging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EU and Beyond-Keeping Costs Low or Standard High?”, Queen Mary School of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22/2010, Posted at 30 Sep 2012, at 20.

[87]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规则汇编》第39条:“申请执行。案件生效后,当事人可在线申请执行。”

[88] 对“信息网路”的定义来自百度百科。

[89] See Catherine Kessedjian: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Internet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Preliminary Document No. 7 of April 2000.

[90] 参见肖永平于第二届东湖国际法律论坛——构建“一带一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发言,http://mp.weixin.qq.com/s/yZ9N2RwSPeK2SoQ1q5vBJQ,最近访问时间20181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