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网络消费者合同强制性仲裁条款效力研究*
魏求月**
The Research to the Validity of Mandatory Arbitration Clause in International B2C Contracts
【摘要】随着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得如火如荼，跨境网络消费者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群体。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维护跨境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天猫国际、亚马逊等电商经营者《用户协议》中频繁出现的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展开讨论，以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着眼点，从形式正义和实体正义两个角度分析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有效性问题，得出为了保护数以亿计的我国跨境网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立法和司法上应当认定此类强制性仲裁条款无效的结论。
【关键词】强制性仲裁条款 超链接合同 点击合同 集体诉讼
Abstract: The group of consumer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ternet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B2C career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oncentrate people’s att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B2C consumers. This paper pays attention to the legal effect of mandatory arbitration clause which usually emerge in the famous e-commerce platform (such as Tmall Global, Amazon) in two ways respectively: formal justice, followed by substantive justice all of which are base o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ndatory arbitration clauses in the e-consumer contracts should be sentenced as invalid for the sake of the e-consumers.
Key words: mandatory arbitration clause, browse-wrap agreements, clicking agreements, class litigation.
2016年我国网上零售市场规模达4.97万亿元，同比增长29.6%。其中，B2C市场交易达2.73万亿元，同比增速36%。随着多年的发展，网上零售B2C市场在技术层面、运营层面以及市场层面已经达到相当水平。整体来看，网上零售市场增速逐渐放缓，但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地位不断提升。[①]相较于线下商业交易，B2C电子商务有其特殊性。首先，B2C为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提供了小成本经营模式，并方便其进行跨国甚至全球经营；其次，法律的触角并未深入到B2C领域，传统的保护合同、隐私、知识产权的法律未必可以适用于互联网媒介下的交易形式；最后，随着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潜在的跨境消费者欺诈有了更广阔的孕育空间，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难度随之增大。[②]因此，虽然B2C交易已经成为自成一体的商业形式，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B2C市场的法律规制并不完善，尤其是对普遍存在于格式条款中的强制性仲裁条款的规制不力。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明确规定将仲裁和诉讼都作为主要的争端解决方式，[③]然而，将仲裁纳入到B2C背景下的争端解决方式中是否合理，值得重新考量。
一、B2C强制性仲裁条款概述
利用仲裁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由来已久。[④]合同双方通常认为仲裁相比诉讼是更为经济、快捷的纠纷解决方式，[⑤]消费者合同中的强制性仲裁条款是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而提出来的，它并非一个新的概念。[⑥]经营者[⑦]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发现，若在与消费者或用户订立的合同中加入法院选择协议或者强制性仲裁条款，[⑧]将有利于纠纷的高效解决，[⑨]强制性仲裁条款也逐渐成为经营者维护其权益的利剑。
（一）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普遍性
2014年福布斯调查显示，人们基本上每一天都会进行上网活动或者下载应用程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PP”）。[⑩]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人平均每个月上网30.25小时，[11]由此获知好友的最新动态、新闻趣事。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手机应用客户端充斥于人们的生活，[12]同时，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制于成千上万的强制性仲裁条款。强制性仲裁条款在B2C电子合同中出现的概率极高，经营者往往在电子合同中单方面订立仲裁条款来限制消费者处理纠纷时的选择。[13]比如，当用户登陆“脸书”（Facebook）或者使用“亚马逊”购物的时候，必须点击页面中出现的“我同意”按钮，以此同意经营者订立的“用户协议”才能够继续操作。这种行为下的合同称为“点击合同”（“clicking agreement”）。[14] 除了点击合同，强制性仲裁条款同样出现在“包装合同”（“shrink-wrap agreement”）以及超链接合同（“browse-wrap agreement”）当中。包装合同常用于电脑软件销售，消费者只有打开软件外的塑封包装才能够看到经营者订立的合同条款，而塑封一经拆开，就视为消费者已经同意合同条款。[15]大部分的包装合同并不属于电子合同，[16]因此，本文不赘述。如今，消费者能够看到的大部分用户协议或者合同条款都是以超链接合同形式出现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也不再以点击合同的形式，直接出现在页面上。当用户协议通过超链接形式出现时，合同条款往往通过超链接显示在另一个页面上，并且不需要用户点击“我同意”按钮，[17]如果用户忽略了用户协议链接而直接在网页上继续操作，就视为同意了经营者提出的单方面条款。[18]超链接合同与点击合同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的具体条款在消费者使用产品之前会显示在页面上，[19]不论消费者是否认真阅读，消费者都会注意到条款的存在，而超链接合同则不然，消费者很容易忽略链接的存在，而在没有注意到具体用户协议条文的情况下直接使用产品。目前，我国2016年网上零售B2C市场份额主要由天猫（占57.5%）、京东（占26.2%）、唯品会（占3.6%）、苏宁易购（占2.5%）、国美在线（占1.2%）、当当（占1.0%）、亚马逊中国（占0.9%）占领，[20]而这些电商巨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超链接合同的形式与消费者达成用户协议或消费者合同。[21]以占我国电商市场份额最大的天猫为例，《天猫用户服务协议》规定：“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纠纷或索赔、包括违约、协议的效力和终止，均应根据提交仲裁通知时有效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在香港仲裁解决。”[22]而主要经营跨境B2C电子交易的“天猫国际”制定的《天猫国际争议处理规范》第47条规定：“天猫国际对争议做出处理并通知支付宝公司支付争议款项后，买家或（和）卖家对天猫国际的处理有异议的，您必须在天猫国际处理后的20日内将争议诉诸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进行仲裁。”[23]可见，我国境内消费者在进行跨境互联网消费的过程中，有超过一半的可能性受到强制性仲裁条款的影响和约束。那么跨境B2C合同中的强制性仲裁条款是否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本质入手，并探求经营者选择强制性仲裁条款的原因。
（二）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本质
当跨境互联网消费者进行网上消费时，其与经营者订立的消费者合同条款通常是格式条款。[24]所谓“格式条款”，又称“定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25]格式条款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并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恰恰是因为格式条款经常被订入消费者合同并损害消费者权益，尤其是格式消费者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26]在新的互联网交易背景下，经营者运用技术优势能够更方便地将各类潜在的免责条款订入消费者合同当中，我们常见的电子消费者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主要有：（1）拒绝提供产品的保修单据；[27]（2）协议选择法院条款，要求消费者只能到经营者选择的法院提起诉讼，通常是经营者所在地法院，并要求消费者放弃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抗辩；[28]（3）强制性仲裁条款，要求消费者放弃到法院诉讼，同时放弃采取集体诉讼或集体仲裁的方式解决解纷，也同样放弃任何上诉的权利；[29]（4）隐私条款，允许经营者收集、使用并与第三方分享消费者信息。[30]从理论上讲，如果消费者认为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不公平，可以放弃交易而选择与其他能够提供合理合同条款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但在实践中往往无法做到，原因主要是，一方面，传统的格式条款通常由在某行业或领域有支配或垄断地位的经营者所提供，消费者无法选择从其他经营者手中获得相同的产品或服务。[31]比如，我国跨境电商市场主要由天猫国际、京东、亚马逊海外购（包括亚马逊美国、亚马逊英国、亚马逊澳大利亚等分支）占领，其提供的格式条款如出一辙，无一例外包括强制性仲裁条款，消费者若进行跨境消费，往往无从选择。另一方面，在互联网背景下，格式条款通常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点击合同或者超链接合同的形式出现，并且显示在页面的底部，即使消费者顺利找到全部合同文本，以上不公平条款也往往与其他条款混合规定在一起，消费者难以第一时间找到并辨识不公平条款。[32] 因此，跨境B2C合同中的强制性仲裁条款本质上是不公平的。
此外，跨境B2C合同中的强制性仲裁条款还有其独特的特点，这也是跨境B2C经营者选择强制性仲裁条款的独特考量。就国内B2C电子交易而言，经营者选择仲裁无非是出于经济、高效、保密、仲裁员专业性的考量，[33]跨国经营者倾向于选择仲裁的原因可以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来分析。[34]通常情况下，当案件属于赌注型纠纷(“bet the company” cases)时，尤其涉及到跨境消费者集体诉讼时，跨国消费者集体更倾向于选择程序完整，尤其是具有上诉机制的诉讼方式来解决问题。[35]对于复杂且对公司影响重大的赌注型纠纷，一方面，诉讼相比仲裁能够对一审判决实行更为有效的审查，而法院对仲裁裁决尤其是境外仲裁裁决进行审查的基础十分有限，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产生的实体性错误不易被发现，[36]也难以纠正仲裁中产生的错误。[37]另一方面，当案件在程序上需要跨国采取临时措施时，选择诉讼比仲裁更具有优势。[38]在程序复杂的赌注型纠纷中，消费者集体可以随时请求法院采取临时措施，相反，在仲裁中，且不提临时措施是否能够得到他国的承认与执行，经营者可以轻易通过拖延选择仲裁员的方式阻碍临时措施命令的发布。[39]由此可知，在影响经营者生死存亡的集体案件中，其选择仲裁而非诉讼是有其特殊利益考量的。选择仲裁，可以给予经营者选择对自己有倾向的仲裁员的机会，且仲裁实体审理不易被推翻，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很难要求采取临时措施查封经营者的财产。同样，对于非赌注型纠纷，经营者选择国际商事仲裁也有现实理由。跨境消费者独立通过国际商事仲裁途径解决纠纷的情况非常少。[40]据美国仲裁协会（“AAA”）[41]和美国司法仲裁调解服务有限公司（“JAMS”）[42]统计，相比于其他纠纷解决途径，消费者个人极少选择国际商事仲裁解决消费者合同纠纷，即使消费者合同明确定有强制性仲裁条款[43]。经营者在这类纠纷中选择仲裁，可以大量减少需要应付的案件。可以肯定地说，不论是在赌注型纠纷还是在相对简单的纠纷当中，经营者都有充分理由在合同中设置强制性仲裁条款，以最大限度维护其程序及实体利益。
总之，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本质不仅是不公平格式条款，而且是经营者出于阻碍消费者获得诉讼中程序及实体利益以及规避跨国诉讼的动机而做出的单方面纠纷解决策略。那么，这种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效力究竟如何呢？下面将分别从不公平格式条款本身以及经营者动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强制性仲裁条款不符合形式正义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提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法律并不限制消费者合同中使用格式条款，只是要求以“显著方法”提醒消费者注意。在英美普通法上，如果文件上有当事人的签字，通常不可能否认它的合同性特征，或至少是困难的。在不存在欺诈或者错误陈述的情况下，某人就要受其签字文件的拘束，而不论他是否已阅读文件内容，[44]这就是“签字即为同意”规则。《合同法》对此虽未明文规定，但是在解释上通常肯定其存在，消费者在载有格式条款的文件上签字，格式条款即订入合同，即使他未阅读过这些条款，除非有欺诈、胁迫等因素。[45]而在所有的电子消费合同中，消费者有时通过点击合同以点击“我同意”的方式与经营者订立合同，甚至更常见的是连“点击”行为都不需要，在超链接形式下，消费者只需要继续在页面进行操作就完成了合同的订立。这种订立合同的方式不论在传统《合同法》还是在《电子签名法》[46]中都未有明文规定，其效力有待考量。
（一）点击合同与超链接合同的效力
在消费者浏览网络页面时，点击合同往往直接出现在电脑屏幕上，除非消费者点击“我同意”按钮，否则就无法继续浏览网页。然而大多数消费者都会在不阅读点击合同条款的情况下点击同意按钮，[47]此时，是否适用“签字即为同意”则有待考量。在世界范围内，有关这一问题最早的三个案件是“美国在线服务公司案”、[48]“微软网络公司案”[49]以及“网络解决方案公司案”。[50]
在美国在线服务公司案中，原告接受了被告提供的无限在线服务，起诉中原告声称被告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知晓其无法提供此类服务，被告的做法违反了罗得岛州消费者保护法。原告认为，在缔结合同时，其从未“发现、阅读法院选择条款，也没有机会与经营者就此条款进行商议且不知道该条款具有拘束力”，因此，不应该受到该条款的约束。法院认为，如果原告不点击“我同意”按钮，就无法继续浏览网页，因此，原告不可能不知道点击合同的存在。在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同意，该方不能以没有“阅读或理解”合同条款为由规避合同的约束。在微软网络公司案中，上诉人与微软签订了在线用户协议，为了缔结合同，上诉人必须将页面滑动到底部，并点击“我同意”按钮。用户协议中规定了法律选择以及法院选择条款。当微软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加收上诉人会员费时，上诉人提起了诉讼并提请了管辖权异议。新泽西州上诉法院肯定了法院选择条款的效力，认为上诉人已经通过点击“我同意”按钮，明示同意了合同条款，当受合同约束。同样，在网络解决方案公司案中，原告与网络解决方案公司订立了域名注册合同，电子合同文本要求原告将页面滑动到最底部从而同意合同条款，其中就包含了选择在弗吉尼亚州进行诉讼的法院选择条款。后来，原告认为被告并没有完成域名注册从而在得克萨斯州提起诉讼，得克萨斯州上诉法院最终支持了法院选择条款的效力，驳回原告起诉。[51]可见，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效力并不能仅仅因为其出现在点击合同中就受到影响。
相比点击合同，超链接合同在B2C电子消费合同中更为常见，尤其是目前手机应用客户端（APP）的发展。消费者理应通过点击超链接提前知晓合同条款，但不幸的是，这些超链接通常在页面中非常难以寻找,而通常情况下，经营者并不会对超链接的位置给予消费者特别的提醒。[52]甚至在个别情况下，经营者会将合同中的不同条款规定在不同的页面，并分别采用不同的超链接地址，更降低了消费者找到争端解决条款的可能性。[53]对于超链接合同，消费者不需要任何操作即可继续使用商品或享受服务，即使合同条款完全被消费者所忽略，因此，相比点击合同，超链接合同的成立甚至都不需要消费者的签字（点击“我同意”按钮）。当然，其效力受到更多质疑。有关超链接合同的最典型案例为“网景通信公司案”。[54]在该案中，消费者从网景通信公司下载程序，但是超链接合同在页面中出现在“下载”按钮下方，也就是说，消费者在发现“下载”按钮以前，是不会发现超链接网址的存在的，也即，消费者不需要查看超链接合同中的合同条款即可下载所需程序。法院认为，在消费者能够立刻获得所需商品或服务而不需要阅读合同条款的背景下，单单是超链接地址出现在屏幕中并不能够给予消费者足够的提示。法院同时指出，在超链接形式下，经营者负有更重的对消费者就有关合同条款的提示和注意义务，[55]该案法院的决定也成为后来美国法院判断超链接合同有效性的依据。[56]总之，超链接合同并没有获得消费者的签字（点击“我同意”按钮），如果经营者又没有给予相当的提示义务，那么包含强制性仲裁条款在内的超链接合同就难以对消费者产生拘束力。问题是究竟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达到“足够的提示”标准，我国法律并没有具体详细的规定[57]，但是司法实践中不乏相关案例。
（二）经营者的提示义务标准
“孙丁丁诉苏宁易购电子商务公司网络购物管辖权纠纷案”是一起典型的B2C电子商务管辖权纠纷案件，[58]在该案中，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经营者提示消费者注意的标准做了较为详细的回答。[59]2014年11月26日，原告孙丁丁在被告经营的苏宁易购网站基于对其网站宣传的信赖购买了一台惠普打印机，收货后原告发现被告使用了虚假的广告宣传，其行为足以认定为欺诈，故诉至法院。该案管辖权部分的争议焦点是《苏宁易购网站会员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的协议选择法院条款是否足够提醒消费者注意，从而判断其有效性。苏宁易购公司认为其管辖权条款的标题及内容均黑体标示足以提醒消费者。对此法院认为，苏宁易购公司制定的管辖权协议格式条款仅通过字体加黑方式尚未尽到合理提请消费者注意的义务。首先，字体加黑方式能够引起消费者合理注意的前提是其与其他条款字体明显不同，而根据苏宁易购公司提供的经过公正的《章程》网页打印件，其内容共计12页，每一页均有多条黑体标示条款，其中共达6页中的黑体标示条款明显多于非黑体字条款。因此，经过字体加黑的管辖权条款与其他条款并无明显区别，未起到提请消费者合理注意的作用；其次，由于网站页面与纸质介质存在差异，纸质介质通过加黑或字体变化方式容易引起消费者注意，但网站页面本身内容丰富，消费者浏览时注意力容易被分散，故网站页面上字体加黑方式的提示注意功能降低。网站经营者有更多更有效的提请注意方式如弹出式页面等可供选择，理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理的提请注意方式。综上，苏宁易购公司在《章程》中载明的管辖权条款，因苏宁易购公司未能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对本案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该案说理清楚，被最高人民法院定为参阅案例。由此可知，除了要将管辖权条款做加黑处理外，更重要的是要与其他合同条款有显而易见的对比，此外，在网站页面这一特殊媒介下，注意文字颜色与背景颜色的对比也是不能忽视的。[60]
此外，对于超链接合同来说，超链接网址的位置也值得考量。通过对上述主要电商巨头网站主页的观察可知，大部分的超链接合同条款都位于页面的底部，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在正常情况下，消费者是可以滑动到页面底部来寻找用户协议的，若在页面底部没有找到链接，则不能够期待消费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在页面其他位置寻找。[61]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当我们打开“天猫国际”或“亚马逊中国”等电商平台主页并滑动到页面底部时，难以寻找到以“用户协议”或“消费者协议”等类似字眼来命名的超链接网址，并且，在底部会同时出现几十个超链接，消费者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找到指向用户协议的链接。[62]在直接给出用户协议原文的情况下，我们都难以期待消费者会仔细阅读文本，[63]在这种超链接形式下，消费者亲自花费时间寻找协议原文并阅读理解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因此，经营者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使用合理的提请注意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的强制性仲裁协议是不具有拘束力的。
三、强制性仲裁条款违背实体正义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据此，对于强制性仲裁条款，如果具有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情形的，应当无效。强制性仲裁条款限制消费者就争议提起诉讼，那么这是否对消费者“不公平”且“不合理”呢？我们从强制性仲裁条款是否减轻经营者负担、是否限制消费者权利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强制性仲裁条款减轻了经营者负担
强制性仲裁条款将消费者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限制在仲裁领域，但实际上，出于以下理由，仲裁并不适合解决消费者合同纠纷。首先，与B2B相关的普通国际商事纠纷甚至国际投资纠纷相比，B2C合同纠纷的最大特点就是争议金额较小。跨国性、交易金额相对较小和个性化服务的特征要求这种争议解决机制必须具备可选择性强、程序迅捷和价格低廉的特点。[64]而国际商事仲裁中含有很多不特定的隐形费用，比如备受诟病的举证规则。一般情况下，仲裁举证规则中都要求，当事人应对其申请、答辩和反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其主张、辩论及抗辩要点提供证据，[65]并且仲裁员也不像法官一样拥有权力传唤证人,[66]即使有的国家仲裁法规定仲裁员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协助当事人搜集证据，但实践中仲裁机构并不强制仲裁员这样做。[67]因此，消费者就需要额外在搜集证据上付出更多的花费。[68]除了举证责任之外，仲裁员选择也会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负担。一些跨境B2C用户协议不仅规定以国际商事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还要求双方选择3名仲裁员，不允许独任仲裁，且仲裁语言为英文，比如，前面所提到的天猫《用户服务协议》，就排除了独任仲裁的可能。[69]如此一来，消费者有可能要负担三位仲裁员的费用，也很难说仲裁是最经济的纠纷解决方式。其次，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员通常不必要像法官一样恪守判例或法律条文，而是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来解释合同和仲裁过程中适用的实体规则，[70]再加上仲裁的非公开性以及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问题难受法院审查的特点，有时也会为非中立仲裁员大开方便之门。[71]最后，在仲裁的最终环节，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仲裁员在做出能为一国法院所认可的裁决方面将遭遇更多难题，这一点在国际消费者争议中表现尤甚。[72]欧盟内对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历史由来已久，并多现于“条例”、“指令”这类高位阶法律之中，保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的体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样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73]可见，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关的仲裁裁决在跨国执行过程中较易受到承认与执行国公共政策的责难。
国际商事仲裁的以上三个问题在消费者合同纠纷中无法避免且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性。仲裁过程中的花费对于作为申请人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负担，经营者使消费者合同纠纷通过强制性仲裁条款脱离了法院审查的控制从而减损了消费者在各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应有的权益，也减轻了自己应对诉讼的负担。
（二）强制性仲裁条款限制了消费者权利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方式有多种，消费者个人可以提起诉讼，也可以依据消费者合同中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主动申请仲裁，还可以请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进行调解。在英美法系国家，有一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司法制度被认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74]，即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75]所谓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是指当众多的消费者因经营者的同一个违法行为或同一种产品或服务受害，但由于每一个消费者所遭受的损失又很小，因此不值得提起个别诉讼时，而通过集体诉讼程序迫使违法经营者吐出非法所得并为消费者提供救济的一种诉讼制度。[76]比如，2011年著名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77]虽然该案并不是发生在互联网背景下，但可以说是美国司法历史上有关消费者强制性仲裁条款与消费者集体诉讼关系认定的转折性案例。案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提起，原告一方为集体诉讼的消费者代表，被告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告与大量的消费者签订的消费者合同中载明，如果消费者使用该公司提供的服务，那么将免费向其提供一部手机，事实上，该公司在将手机邮寄给消费者时，向每个消费者收取了30.2美金的消费税，消费者代表基于欺诈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78]但随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将争议提请了仲裁。[79]案件争议焦点就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给所有的消费者签订的合同中都订入了强制性仲裁条款，并且在条款中明确约定消费者放弃任何形式的集体诉讼或集体仲裁，这类条款是否能够阻碍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在互联网背景下，也不乏类似的强制性仲裁条款，比如“亚马逊英国”就要求消费者放弃提起集体诉讼或仲裁的权利。[80]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个人层面，消费者提起仲裁要比诉讼划算，但是不能证明经营者在消费者合同中排除消费者集体诉讼的权利就是正当的，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经营者订立强制性仲裁条款的目的就是为了排除消费者这一诉讼权利，[81]因为，在一些强制性仲裁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营者在订立仲裁条款的同时，并不反对消费者就小额争议向小额争议法院（small claims court）提起诉讼，“亚马逊美国”与“亚马逊英国”的《用户协议》都有类似规定。[82]就上述案件来说，若是一个消费者就30.2美金向小额争议法院提起诉讼，那么经营者是不反对的，只要消费者愿意承担得不偿失的风险，然而当千千万万个消费者将这些损失累积起来提起集体诉讼，对于经营者来说就会成为“赌注型纠纷”，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阻止这类诉讼的发生才是经营者制定强制性仲裁条款的首要目标。[83]在当下跨国B2C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外国经营者通过订立强制性仲裁条款阻止我国消费者参与集体诉讼的情况难以避免。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或者在具体案件中参与在外国提起的集体诉讼，可以使我国消费者在不出庭的情况下获得法律救济，同时也可以规范外国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对于保护我国参与跨境B2C交易的消费者来说，是一种理想的纠纷解决方式。
然而，在美国等设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国家，对于强制性仲裁条款排除消费者参与集体诉讼权利的合法性，众说纷纭，直到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中给出了否定答案。美国最高法院认为，集体诉讼或集体仲裁并不是一种高效解决消费者合同纠纷的方式，不符合联邦仲裁法(FAA)的主旨和精神，因此，允许经营者在消费者合同中通过订立强制性仲裁条款免除集体诉讼。[84]可想而知，在该案之前，经营者在订立强制性仲裁条款排除集体诉讼时，还可能会担忧法院因实体不公正判处条款无效，但是从2010年该判决做出后，将会有更多的经营者在消费者合同中毫无顾忌地订立强制性仲裁条款,而事实也确实如此。[85]因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成功打消了消费者通过强制性仲裁以外的集体诉讼或集体仲裁的方式维护自己权益的可能。[86]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几乎遭到了学者们压倒性地反对。[87]虽然集体诉讼制度在英美国家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集体成员的通知、撤诉、滥诉、诉讼费用来源等，[88]但是不得不承认，目前对于大规模的基于合同的消费者权益纠纷，集体诉讼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一方面，集体诉讼可以保护部分不知道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的消费者。[89]如果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也就不可能以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集体诉讼属于代表诉讼，依据《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代表人可以代表所有其他具有相似情形但并不知晓其权利遭到侵害的人提起诉讼，并且即使这些被代表人不知道这样的诉讼已经提起，[90]非代表人一般不需要参与具体的诉讼程序，只需要代表人及其律师知晓众多消费者权利被侵害并全程参与诉讼即可。另一方面，以消费者个人就单个人遭受的损失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不仅容易得不偿失，也很难请到有经验的律师。而集体诉讼的消费者群体累积起来的损失额，会使律师等代理人对律师费有更高的预期，也有更强的动力去聘请专家，搜集证据以及进行法律调查。[91]
目前，我国虽然没有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但是不排除日后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为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而建立集体诉讼制度的可能。即使在现阶段没有集体诉讼制度的前提下，我国消费者也完全可以参与发生在境外的集体诉讼程序。如果境外经营者与我国消费者之间订立的数以亿计的跨境电子消费合同中，都通过强制性仲裁条款排除集体诉讼的可能，那么我国消费者势必失去一个极为重要的维权途径，不利于我国消费者权益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保护。
四、结论
我国主要跨境电商平台的《用户协议》都以格式条款的方式订入了纠纷解决条款，而占我国电商市场半壁江山的天猫国际以及亚马逊的《用户协议》中则订立了强制性仲裁条款。对于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效力，主要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个角度来考虑。一方面，强制性仲裁条款多出现在超链接合同中，超链接网址在网页中难以被消费者顺利找出，对其合法性的质疑远高于点击合同。除此之外，经营者使用超链接与消费者订立消费者合同时，不论从链接在网页的位置还是字体大小、字体与背景颜色对比上，都没有给予消费者足够的提示，因此，这类消费者合同本身的成立就应该受到很大质疑。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看，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市场性、国际商事仲裁的费用和程序问题都无疑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能有效抑制消费者提起仲裁的欲望，经营者成功利用了强制性仲裁条款规避了许多司法纠纷，同时，强制性仲裁条款也规避了让跨国经营者最胆战心惊的消费者集体诉讼，严重妨碍了各国消费者联合起来维护其合法权益。综上，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强制性仲裁条款属于格式合同中加重消费者负担，减轻或排除经营者责任、减损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应当无效。
*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创新基金项目“国际电子商务纠纷管辖权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6BSCX1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为该项目的负责人。
** 魏求月（1991-），女，满族，吉林省白山市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国际私法方向，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商事仲裁以及国际民事诉讼。
[②] See Mary Shannon Martin, Keep It Online: The Hague Convention and the Need for Onlin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To-Consumer E-commerce, 20 B. U. Int’l L.J. 125, 128-32 (2002).
[③]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1）与经营者协商和解；（2）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3）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4）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5）向人民法院诉讼。
[④] 参见韩德培主编、肖永平主持修订：《国际私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7页。
[⑤] See Stolt-Nielsen S.A. v. Animalfeeds Int’l Corp., 465 U. S. 1, 6-8, 16 (1984).
[⑥] See Woodrow Hartzog, Website Design As Contract, 60 AM. U. L. Rev. 1635, 1641-42 (2011).
[⑦] 由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使用“消费者”与“经营者”两个概念，所以此处用“经营者”指代B2C合同中“business”一方。
[⑧] 强制性仲裁条款是法院选择协议的一种特殊形式。See Scherk v. Alberto-Culver Co, 417 U. S. 506,519 (1974) (arbitration is “in effect, a specialized kind of forum-selection clause that posits not only the situs of suit but also the procedure to be used in resolving the dispute”)。
[⑨] See Stolt-Nielsen S.A. v. Animalfeeds Int’l Corp., 559 U. S. 662, 685 (2010).
[⑩] See Ewan Spence, More People Are Opening More Mobile Apps Every Single Day, FORBES (Apr. 24, 2014, 8:25 PM).
[11] See Smartphones， So Many Apps, So Much Time, NIELSEN (July 1, 2014).
[12] See Ban the use of forced-arbitration clauses in consumer and employment contracts, CONSUMER REPORTS (May 9, 2014, 2:45 PM).
[13] See Theodore Eisenberg, Geoffrey P. Miller & Emily Sherwin, Arbitration’s Summer’s Soldie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Arbitration Clauses in Consumer and Nonconsumer Contracts, 41 U. MICH. J. L. REFORM 871, 882-85 (2008), (finding that 77% of the consumer contracts studied contained arbitration clauses, that all of these prohibited arbitral class actions, and that 80% prohibited all class actions).
[14] See Hines v. Overstock. com, Inc., 688 F. Supp. 2d 362, 366 (E.D.N.Y. 2009), 380 F. App’x 22 (2d Cir. 2010).
[15] See ProCD, Inc. v. Zeidenberg, 86 F. 3d 1447-1449 (7th Cir. 1996).
[16] See Meridian Project System Inc v Hardin Construction Company LLC (2006) 426 F Supp 2d 1101.
[17] See SIMON BLOUNT, ELECTRONIC CONTRACTS PRINCIPLES FROM THE COMMOM LAW, LexisNexis Butterworths Australia 2009, at 89.
[18] See Woodrow Hartzog, The New Price To Play: Are Passive Online Media Users Bound By Terms Of Use? , 15 Comm. L. & Pol’y 405, 406 (Fall 2010). See also SIMON BLOUNT, ELECTRONIC CONTRACTS PRINCIPLES FROM THE COMMOM LAW, LexisNexis Butterworths Australia 2009, at 92.
[19] See R J Casamiquela, Contractual Assent and Enforceability in Cyberspace, (2002) 17 Berkeley Tech LJ 475-476.
[20] 参见脚注1。
[21]《天猫用户服务协议》，https://rule.tmall.hk/rule/rule_detail.htm?spm=0.0.0.0.UITu3t&id=1521&tag=self
《唯品会网站用户协议》，见http://support.vip.com/clause/；
《京东交易条款》，见https://help.jd.com/user/issue/32-11.html；
《当当交易条款》，见http://help.dangdang.com/details/page12；
《国美平台服务协议》，见https://login.gome.com.cn/authAgreeMent；
苏宁易购《易付宝协议》，见https://reg.suning.com/eppAggrement.do（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14日）。
[22] 见https://rule.tmall.hk/rule/rule_detail.htm?spm=0.0.0.0.UITu3t&id=1521&tag=self（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14日），英文版为：All disputes, issues or claims arising from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breach of contract and the validity and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will be arbitrated in Hong Kong using the effectiv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HKIAC”) Administered Arbitration Rules valid at the time of submission of the arbitration notice.
[23] 见https://rule.tmall.hk/rule/rule_detail.htm?spm=0.0.0.0.DX5yWg&id=1519&tag=self（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5月14日），英文版为：After Tmall Global has made a determination and instructed Alipay to pay the funds in dispute, if the Buyer and (or) Seller objects to Tmall Global’ s determination, it must submit the dispute to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for arbitration within twenty (20) days of Tmall Global’ s determination.
[24] See AONGHUS McCLAFFERTY,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the E-Consumer in light of the Consumer Rights Directive?”, 11 Hibernian L. J. 85 2012, p89.
[25] 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30-531页。
[26]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纵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40-741页。
[27] See George B. Delta and Jeffrey H. Matsuura, Law of the Internet (Aspen Publishers, 2011), Appendix 14: Minimizing Potential Liability from Internet Operations, at para3.
[28] Id, at para 5.
[29] Id, at para 6.
[30] See Gregory C. Smith, Start-up and Emerging Companies (American Lawyer Media, 2011), Chapter 26. Legal Issues Associated with Creating and Operating Web Sites, para d.
[31] See AONGHUS McCLAFFERTY,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the E-Consumer in light of the Consumer Rights Directive?”, 11 Hibernian L. J. 85 2012, p90.
[32] See Coteanu, Cyber Consumer Law and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Hampshire, 2005) at p.48.
[33] See Christopher R. Drahozal, Arbitration Costs and Forum Accessibilit: Empirical Evidence, 41 U. MICH. J. L. REF. 813, 840 (2008); See also Amy J. Schmitz, Untangling the Privacy Paradox in Arbitration, 54 U. KAN. L. REV. 1211, 1222-26 (2006).
[34] See Christopher R. Drahozal & Stephen J. Ware, Why Do Business Use (or Not Use) Arbitration Clause?, University of Kansas, from the Selected Works of Stephen Ware (2010).
[35] See Jack L. Foltz, et al.,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3 SUCCESSFUL PAETNERING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COUNSEL, 57.4 (Jan. 2008); See also Richard C. Downing & Patrick R. James, Arbitration of a securities Dispute-An Overview for the Practitioner, 13 U. ARK. LITTLE ROCK L.J. 621_(1991) (“ as with most forums, there are good and bad points. Arbitration is preferable for small dollar disputes and is less appealing for major dispute which take days to present.”).
[36] See 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 Flom,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1, 13 (Nov. 2008) (“Whether or not manifest disregard challenges remain viable remains a hotly debated issue”).
[37] See Willian W. Park, Arbitration in Banking and Finance, 17 ANN. REV. BANKING L. 213, 216 (1998).
[38] See Theodore Eisenberg, Geoffrey P. Miller & Emily Sherwin, Arbitration’s Summer Soldie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Arbitration Clauses in Consumer and Nonconsumer Contracts, 41 U. MICH. J.L. REF. 340 (2008).
[39] See Christopher R. Drahozal, Arbitration Costs and Forum Accessibility: Empirical Evidence, 41 U. MICH. J. L. REF. at 78-79 (noting that “ arbitration providers…have responded to this difficulty by establishing readily available panels to rule on emergency requests, but that option appears to be used only rarely”).
[40] See Jean R. Sternlight, Mandatory Binding Arbitration Clause Prevent Consumers from Presenting Procedurally Difficult Claims, 42 Sw. L. Rev. 87, at 98 (2012-2013).
[41] See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https://www.adr.org/Consumer,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17日）。
[42] See JAMS ARBITRATION, MEDIARION, AND ADR SERVICES, https://www.jamsadr.com/arbitration,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17日）。
[43] See Jean R. Sternlight, Mandatory Binding Arbitration Clause Prevent Consumers from Presenting Procedurally Difficult Claims, 42 Sw. L. Rev. 87, at 98 (2012-2013).
[44] See Cheshire, Fifoot and Furmston’s Law of Contract 179 (14th ed, 2001).
[45] 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4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46] 《电子签名法》第14条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电子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对于“可靠的电子签名”，第13条规定了以下条件：“（1）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2）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3）签署后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4）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当事人也可以选择使用符合其约定的可靠条件的电子签名。”可见，《电子签名法》并未明文将点击合同以及超链接合同的合同订立形式考虑在内。
[47] See A. Gatt, “The Enforceability of Click-wrap agreements” (2002) 18(6) Computer Law &Security Report 404.
[48] Groff v. America Online A 2d 1998 WL 307001 (R1 Super).
[49] Caspi v. Microsoft Network LLC (1999) 732 A 2d 528.
[50] Barnett v. Network Solutions Inc (2001) 38 SW 3d 200.
[51] Followed by the District Court N D Texas Dallas Division in Recursion Software Inc v. Interactive Intelligence Inc (2006) 425 F Supp 2d 756.
[52] See AONGHUS McCLAFFERTY,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the E-Consumer in light of the Consumer Rights Directive?”, at 94, 11 Hibernian L. L. 85 (2012).
[53]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standard contracts, see Coteanu, Cyber Consumer Law and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Hampshire, 2005) at 48.
[54] Specht v. Netscape Communications., 306 F. 3d 17 (2nd Cir. 2002).
[55] Specht v. Netscape Communications., 306 F. 3d 17, 32 (2nd Cir. 2002).
[56] See Siedle v.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Inc (2002) 248 F. Supp 2d 1140. See also DeJohn v. The. TV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Register.com Inc and Verisign Inc (2003) 245 F. Supp 2d 913.
[5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权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权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解释仅笼统规定了经营者提请消费者注意的义务，但对具体的提醒方式以及标准没有做出规定。
[58] 在宏观研究争端解决条款的形式效力问题时，没有必要仔细区分强制性仲裁条款与法院选择条款，强制性仲裁条款是法院选择协议的特殊形式，See Scherk v. Alberto-Culver Co, 417 U S 506, 519 (1974) (arbitration is “in effect, a specialized kind of forum-selection clause that posits not only the situs of the suit but also the procedure to be used in resolving the dispute).
[59] 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970324845348886.html?keywords=管辖&match=Exact，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19日。
[60] See SAM S. HAN, “ Predicting the Enforceability of Browse-Wrap Agreements in Ohio”, at 50, 36 Ohio N.U.L. Rev. 31 2010.
[61] Id, at 48.
[62] 比如https://www.tmall.hk/?ali_trackid=2:mm_26632258_3504122_57428267:1495198749_210_1037199488&upsid=094db522103053a2d98c6c8f39f82772&clk1=094db522103053a2d98c6c8f39f82772，（最后一次访问，2017年5月19日）。
[63] See Brendon Beheshti, “Cross-Jurisdictional Variation in Internet Contract Regulation: Is There a Viable Path to Globally Uniform Internet Contracting Law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and technology Vol. 8, No. 1 (2013), at 51.
[64] 黄进主编：《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3页。
[65] See Jean R. Sternlight, Creeping Mandatory Arbitration: Is it Just?, 57 STAN. L. REV. 1641 (2005).
[66] Id, 1651.
[67] 比如我国《仲裁法》第43条第2款规定：“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证据，可以自行收集。”然而，我国北京仲裁委员会以及深圳国际仲裁院的仲裁规则中有关举证的规定中，都不要求仲裁员帮助当事人搜集证据。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483，以及http://www.scia.com.cn/web/doc/view_rules/85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21日）。
[68] See Mandatory Arbitration Clauses: Undermining the Rights of Consumers, Employees, and Small Business, PUBLIC CITIZEN (2010), http://www.citizen.org/congress/article_redirect.cfm?ID=7332.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21日）。
[69]天猫《用户服务协议》，见https://rule.tmall.hk/rule/rule_detail.htm?spm=0.0.0.0.UITu3t&id=1521&tag=self , （最后一次访问：2017年5月21日）（All disputes, issues or claims arising from this Agreement,...,will be arbitrated in Hong Kong using the effectiv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 There will be three (3) arbitrators, and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will be English.）
[70] See Jeff Guarrera, Mandatory Arbitration: Inherently Unconscionable, but Immune from Unconscionability, 40 Western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89. 96 (2013).
[71] See Testimony of Dr. Deborah Pierce, Arbitration: Is it fair when forced? : Before the S. Comm. On the judiciary, 112th Cong. 9 (May 2011), http://www.judiciary.senate.gov/pdf/11-10-13PierceTestimony.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21日）。
[72] 黄进主编：《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9页。
[73]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4] 参见钟瑞华：《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初探》，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第342页。
[75] 但是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并不受理有关消费者侵权诉讼，原因是不同消费者遭受侵权的事由不同，难以合并审理。
[76] 参见钟瑞华：《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初探》，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第347页。
[77] AT&T Mobility LLC v. Conception, 131 S. Ct. 1740 (2011).
[78] AT&T Mobility LLC v. Conception, 131 S. Ct. 1744-45 (2011).
[79] Id.
[80] https://www.amazon.ca/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ap_register_notification_condition_of_use?ie=UTF8&nodeId=918816，（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22日）(We each agree that any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s will be conducted only on an individual basis and not in a class, consolidated or representative action. If for any reason a claim proceeds in court rather than in arbitration we each waive any right to a jury trial.)
[81] See Theodore Eisenberg, Geoffrey P. MIller & Emily Sherwin, Arbitration’s Summer Soldie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Arbitration Clauses in Consumer and Nonconsumer Contracts, 41 U. MICH. J.L. REFORM 871, 887 (2008).
[82] 比如亚马逊美国的《用户协议》中规定：Any dispute or claim relating... Amazon.com will be resolved by binding arbitration, rather than in court, except that you may assert claims in small claims court if your claims qualify. https://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ap_register_notification_condition_of_use?ie=UTF8&nodeId=508088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22日）。
[83] See Amy J. Schmitz, Legislating in the Light: Considering Empirical Data in Crafting Arbitration Reforms, 15 HARV. NEGOT. L. REV. 115, 150 (2010).
[84] AT&T Mobility LLC v. Conception, 131 S. Ct. 1740, 1753 (2011).
[85] See Myriam Gilles, Killing Them with Kindness: Examining “Consumer-Friendly” Arbitration Clauses After AT&T Mobility v. Concepcion, 88 NOTRE DAME L. REV. (forthcoming 2013) (studying clauses issued by some of the best known national companies in areas such as telecommunications, consumer banking and credit cards, e-commerce, and entertainment).
[86] See Jean R. Sternlight, Tsunami: AT&T Mobility LLC v. Conception Impedes Access to Justice, 90 OR. L. REV. 703, 705 (2012).
[87] For example: Jean R. Sternlight: Mandatory Bingding Arbitration Clauses Prevent Consumers from Presenting Procedurally Difficult Claims, 42 Sw. L. Rev. 87 (2013); Jeff Guarrera: Mandatory Arbitration: Inherently Unconscionable, but Immune from Unconscionability, 40 W. St. U. L. Rev. 89 (2013); Sarah Rudolph Cole: On Babies and Bathwater: the Arbitration Fairness Act and the Supreme Courts Recent Arbitration Jurisprudence, 48 Hous. L. Rev. 457 (2012); Emily Canis: One “Like” Way: Mandatory Arbitration for Consumers, 26 Geo. Mason U. C. R. L.J. 127 (2016); Anoghus McClafferty: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the E-Consumer in light of the Consumer Rights Directive? , 11 Hibernian L. J. 85 (2012); Joshua Woo: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Mandatory Conflicts of Laws Provisions, 21 Auckland U. L. Rev. 142 (2015).
[88] 参见钟瑞华：《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初探》，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第352-353页。
[89] See John C. Coffee, Jr., Litigation Governance: Taking Accountability Seriously, 110 COLUM. L. REV. 288, 293 (2010).
[90] Fed R. Civ. P. Rule 23 permits a class to be certified so long as it meets the Rule 23 (a) requirements of numerosity, typicality, commonality, and adequacy of representation, and so long as it falls into one of the Rule 23(b) categories.
[91] See Jeffrey I. Shinder, In Praise of Class Actions, NAT’L L.J. 39 (2010) (discussing how class action can allow “little guy” consumers to join together to bring claims against credit card merch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