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概要：

2023年4月13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就[2023] SGHC 101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对合同第39条的解释实质是对仲裁庭可受理范围的解释，不属于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法》第10（3）（a）条进行的仲裁庭管辖权审查。由于律师和仲裁庭似乎都认为对第39条的解释属于管辖权的基础，法院考虑了第39条的签订背景和文字本身后认为对第39条的解释应适用广义解释，即第39条涵盖了与整个打捞行动有关的所有采购服务。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承租人的申请，并认为仲裁庭具有管辖权。

案件背景：

原告CYY和被告CYZ是海洋打捞行业的公司，CYZ是起重机驳船的所有者，CYY是承租人。2019年12月24日，CYY为搁浅的船舶提供打捞服务，CYY任命打捞船长X来监督打捞行为。同日，X代表CYY联系CYZ租用起重机驳船。2019年12月26日，X先生向CYZ提供了履行打捞行动所需的设备和人员的初步清单，这些设备和人员都是为了配合起重机驳船的运行。此后，CYY和CYZ于2020年1月3日签订了起重机驳船承租协议，双方使用了BIMCO 2017光船租赁标准合同。

本合同明确受新加坡法律管辖，并包含一项仲裁条款，将新加坡指定为仲裁地点。除标准条款外，合同还包括双方商定的几个附加条款，合同第39条就是附加条款且是争议的核心条款：“承租人使用或带走的船上的所有消耗品、通信和药品应按成本+15%收取，出租人应承租人要求提供的所有采购服务应按成本+15%收取。”在整个打捞行动中，出租人应承租人要求采购各种服务、人员、设备和船只，并开具发票包含15%的加价，由X先生代表承租人签署。

2021年6月23日，出租人发出请求，要求承租人基于上述合同和第39条付款，而承租人没有付。2021年7月6日，出租人提起仲裁。作为回应，承租人提出了管辖权质疑。首先，承租人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提出异议。其次，承租人认为合同和其中第39条仅适用于与起重机驳船承租有关的采购服务，而不是与一般打捞行动有关的服务。因此，由于争议索赔与一般打捞行动有关的采购服务有关，不属于合同和第39条的适用范围，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来确定争议索赔。

2022年8月31日，仲裁庭最终作出裁决认为其对根据第39条提起的索赔有管辖权。本案原告CYY对仲裁庭的裁决提出质疑。CYY认为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法》（IAA）第10（3）（a）条，仲裁庭无权审理CYZ提出的某些索赔。

法院认定：

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基于以下几点理由认为其对争议索赔有管辖权。仲裁庭通过上下文解释认为第39条涵盖了与整个打捞行动有关的所有采购服务，因为合同是在紧急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的总目的是为了紧急打捞。承租人在没有资源、设备和人员支持的情况下，与出租人订立合同获得资源。虽然合同是光船租赁标准合同，但是第39条是双方特别添加的条款就是为了解决标准合同没有解决的事项。

在本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认为争议焦点是对合同第39条的解释，承租人认为，第39条必须严格限于与起重机驳船有关的采购服务，而不是与打捞行动有关的服务。相反出租人认为应解释为所有采购服务。

承租人认为：（1）BIMCO光船租赁合同2017是一份标准合同，不是用于整个打捞行动的合同。另一份BIMCO标准合同Wreckhire 2010更适合规制整个打捞行动，并能够随着业务进展满足对额外服务的需求。双方既然选择BIMCO光船租赁合同2017必然也考虑了限制其适用范围。（2）没有迹象表明双方打算按照第39条的约定支付打捞行动的全部费用。双方沟通往来的信件没有明确说明第39条与整个打捞行动有关。（3）仲裁庭过分强调打捞行动的紧迫性，紧迫的状态是行业惯例，这不会改变合同只是光船租赁合同的性质。（4）承租人还与出租人签订了其他几项单独的合同，表明案涉合同不可能涵盖整个打捞行动。

出租人认为：（1）双方对标准合同进行了补充。（2）合同是在紧急情况下签订的，承租人必须依靠出租人在当地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第39条的解释应该是广义的，以确保随着打捞行动的发展，起重机驳船可以配备适当的人员和装备。（3）即使第39条的解释是狭义的，争议索赔仍然与起重机驳船的使用目的相关，因为它们涉及为起重机驳船作为海上指挥中心而采购相关服务。如果第39条没有涵盖争议索赔，整个合同的目的将无法实现。

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对于合同第39条的解释是否属于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法》第10（3）（a）条进行的管辖权审查？

对于第39条的解释属于应提交仲裁庭审理的事项。合同正文中条款适用于什么的问题很常见。例如，在货物销售合同中，通常存在交付的货物是否为合同类型的问题，这取决于如何解释该条款。然而，对第39条的解释，特别是“所有采购服务”这一词所涵盖范围的解释是一个可受理范围的解释，而不是仲裁协议下仲裁庭权利范围的解释。因此，即使仲裁庭可能得出错误结论，其条文解释也不属于法院可以再次审理的事项。

尽管如此，由于律师和仲裁庭似乎都认为对第39条的解释属于管辖权的基础，法院将考虑其正确的解释。法院认为：（1）合同是在紧急情况下签订了，承租人在当地运营必须依靠出租人的资源。这些背景将支持对第39条的解释应该是广义解释。（2）从第39条文意本身看，没有任何对“所有”一词的限制，唯一的限制是“应承租人的要求”。因此，无论承租人要求什么采购服务，并且由出租人提供，都必须支付费用。（3）从双方提供的构成争议索赔的票据来看，许多物品都与起重机驳船有关。

法院最终，驳回了承租人的申请，并认为仲裁庭具有管辖权。

总结与评析：

“管辖权”通常被定义为“法庭审理案件的权力”，而“可受理性”是指“法庭审理案件是否合适”。“管辖权”是否存在也就是仲裁庭“裁决权的存在”；“可受理性”决定了仲裁庭是否可以“行使管辖权”以及根据该权力提起的索赔是否适合。有两种方法可以区分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质疑是针对仲裁庭的还是针对索赔？质疑是与仲裁庭的管辖权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有关，还是与合同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有关？

在本案中，关键问题是对于合同第39条的解释是否属于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法》第10（3）（a）条进行的管辖权审查，根据上述方法判断，显示原告上诉请求是针对争议索赔，与合同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有关。因此，对合同第39条的解释，特别是“所有采购服务”这一词所涵盖范围的解释是一个可受理范围的解释，而不是仲裁协议下仲裁庭管辖权的解释。因此，即使仲裁庭可能得出错误结论，其合同条文解释也不属于法院可以再次审理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