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0日，在DP World Djibouti FZCO et al v China Merchants Port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2019] HKCFI 3104一案中，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裁定其对该案具有管辖权，而该案主要涉及原告主张吉布提政府与设立在香港的红筹公司共同开发港口侵害其权利，被告是该红筹公司。香港法院裁定吉布提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可能存在不公正，而且即使被告败诉，其也可以追究吉布提政府的责任，因此被告的权利不会受损，进而裁定其有管辖权。
一、背景介绍
1、事实背景
三名原告针对被告提起诉讼，主张被告干扰了原告在多拉勒的集装箱码头的运营合同的履行，被告行为可能或已经导致违约或者依照《吉布提民法典》构成不正当竞争。
第一原告（“ DPWD ”）和第二原告（“ DID ”）是DP World Limited（“ DP World ”）的全资子公司。 DP World是全球最大的港口运营商之一，并在纳斯达克迪拜证券交易所上市。 DPWD，DID和DP World均在阿联酋注册成立。
被告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China Merchants Port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是在香港成立，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是全球公共港口开发商和投资者，是DP World的竞争对手。
DP World集团公司（包括DPWD和DID）与吉布提共和国和吉布提港口当局在伦敦和吉布提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法院和仲裁程序，牵涉DP World集团与吉布提之间关于吉布提自贸区的港口和集装箱码头的运营和发展权方面的争议。本申请旨在确定在这些程序中审判原告与被告之间争议的适当法院（forum）。争议的基本事实和背景均未涉及。
在吉布提市南部的多哈雷（Doraleh）港建造了新的港口和自贸区综合体，并成为该地区成功的领先港口，拥有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之一。 经Boreh先生撮合，吉布提和DP World集团就吉布提港 的开发和管理签署了各种协议。根据2000年签署的《管理协议》，迪拜国际港口自贸区接管了吉布提旧港口的管理。 2004年2月，吉布提与第二原告达成了《特许权协议》，其中吉布提授予第二原告在多哈雷港建立、开发和运营新的港口和集装箱码头的全部专有权。 协议有效期为30年，可续期10年，而且未经第二原告事先书面同意，吉布提在2004年《特许权协议》期限内不得为吉布提内的任何其他港口或自由区设施再授予另一特许权。
根据吉布提2006年的法律，第三原告成立为吉布提政府与DP World的合资公司，目的是建设、开发和运营码头。 第一原告持有第三原告33.34％的少数股权，但拥有公司控制权，DP World将管理和运营该码头。 第三原告的大多数66.66％的股份由吉布提国际港口公司（PDSA）持有，吉布提政府是对吉布提港口经营有管辖权的公共实体。
在2006年，吉布提、第二、三原告之间达成了进一步的《特许权协议》，吉布提向第三原告授予了开发码头的专属权利，承担与码头的运行、维护和修理有关的活动，为期30年。 未经第三原告的事先书面同意，吉布提不得让PDSA在吉布提境内操作或委托任何设施来处理集装箱。 吉布提还同意首先向第三原告提供开发吉布提有关当局应决定开发的其他集装箱处理设施的权利； 如果吉布提或其他第三方在吉布提开发了任何其他港口或集装箱设施，并且应获得比提供给码头和/或第三原告的待遇或特权更好的待遇或特权，则第三被告应享受该更好待遇或特权。
第一原告与PDSA于2007年就第三原告的公司事务达成了《合资协议》（JVA）。 第三原告的股东根据合资企业协议同意促使第三原告聘用第一原告担任经理来履行其《管理服务协议》项下的义务。 吉布提政府是第三原告的股东，在JVA中约定信守2006年《特许权协议》。第一原告与第三原告于2007年签订《管理服务协议》聘请第一原告为码头的经理。码头于2008年12月投入运营，并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港口。
2012年底，被告与吉布提港务局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根据该协议开发多哈雷多用途港口。 根据2012年底的《股份转让协议》，被告获得了PAID 23.5%的股份，从而成为第三原告的间接股东。2013年初，被告及其子公司与港口管理局和吉布提政府签订股东协议。 在被告参与吉布提事务之后，港务局于2016年与中国内地投资者联盟签订了一项投资协议，以发展吉布提国际自贸区。
2、原告与吉布提政府之间的争议
原告主张，吉布提与被告的交易是在未事先与原告协商且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违反了2004年和2006年《特许权协议》的规定，并违反了JVA。 他们特别主张，吉布提对被告授予《特许权协议》并与被告就在吉布提境内新港口和自贸区的建设、开发和/或运营达成协议，违反了2004和 2006年的《特许权协议》协议。
吉布提政府与DP World集团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 原告称，吉布提早在2012年就试图与原告重新谈判其合同和交易条款。吉布提于2012在英国对Boreh先生提起诉讼，指控他从第一原告那里受贿，以换取第一、第三原告和吉布提之间的“软性条款”谈判（[2016] EWHC 405 (Comm)案）。 2012年7月，吉布提（与PDSA和港口管理局一道）在伦敦国际院（LCIA）对原告提起了仲裁程序，主张吉布提有权撤销2006年《特许权协议》，理由是第一原告涉嫌贿赂Boreh先生。吉布提在英国的对Boreh先生的指控和在撤销2006年《特许权协议》的仲裁中的主张均被驳回。
对Boreh的英国诉讼一案中，英国法院判决认为，Boreh先生谈判达成的总体协议对吉布提有利，而吉布提可能出于政治动机扳倒Boreh先生。 英格兰上诉法院驳回了吉布提的上诉许可申请。
吉布提在撤销2006年《特许权协议》的仲裁主张也被仲裁庭驳回，理由是吉布提总统，其顾问和部长理事会都知道并批准了《特许权协议》的条款，其主张的Boreh先生的交易不构成贿赂，而且都是合法的。
原告主张，尽管通过诉讼程序和撤销仲裁未能成功撤销2006年《特许权协议》，但吉布提仍通过2017《战略基础设施合同》法而继续努力终止2006年《特许权协议》。 依照该法，吉布提政府可以重新谈判并（如有必要）终止所有与战略基础设施有关的违反吉布提基本利益的基础设施合同。依照该法，吉布提政府要求第三原告与其重新谈判2006年《特许权协议》。原告认为重新谈判2006年《特许权协议》并不符合第三原告的最大利益。第一原告和第三原告于2018年就2006年《特许权协议》的有效性在LCIA提起了第二次仲裁，申请仲裁庭宣告2006年《特许权协议》仍继续有效。该仲裁开始两天后，吉布提政府发布总统令，宣布2004年和2006年的《特许权协议》立即终止。 公职人员对码头等进行了实际控制，并将第三原告的资产，运营和人员移交给了国有公司（ SGTD ），该公司被指定为替代第三原告的码头运营，并替代第一原告的经理位置。吉布提政府没有参加该仲裁，而伦敦的仲裁庭裁决是尽管有该法令，2006年的《特许权协议》协议仍然有效并具有拘束力。之后，PDSA通知第一原告终止JVA，理由是由第一原告控制的第三原告未能与吉布提政府重新协商2006年的《特许权协议》，而第一原告使用了其对第三原告的控制权发起仲裁。 这导致吉布提颁布法令终止2006年的《特许权协议》并将第三原告的资产转让给SGTD，PDSA主张第一原告没有根据JVA的规定为第三原告的最佳利益行事。
PDSA要求召开第三原告的股东特别大会，以PDSA的人选取代第一原告的提名董事。 然后，第一原告于2018年8月31日向英国法院申请并获得了一项禁制令，以禁止PDSA通过罢免第一原告提名的董事的决议（“ 英国禁制令 ”）。 第一原告不久后也在2018年在LCIA对PDSA发起另一个仲裁，主张PDSA违反了JVA和第三原告的公司章程。
吉布提无视英国禁制令，发布总统令将PDSA在第三原告中的股权转让给吉布提政府。
英国禁制令还以禁止PDSA采取（除其他措施外）将其在第三原告中的股份转让给任何尚未成为该章程所载协议当事方的受让人。英国禁制令还扩展到了JVA中所定义的PDSA的“关联公司”。
吉布提于2018年10月又颁布了另一部法律，指出旨在将PDSA股份国有化的法律已获得吉布提议会的批准，PDSA将由已获得码头运营权的SGTD的股份作为补偿。 吉布提政府于2019年5月又发布了另一项法令以在将SGTD 66.66％的股权无偿转让给PDSA作为补偿。
吉布提还于2018年9月在吉布提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第三原告的章程无效 ，其授权发起仲裁的董事会决议无效，仲裁程序本身无效，原告的在香港提起的本案诉讼无效（由原告于2018年9月3日在香港提起），理由是该章程和决议违反了吉布提公共政策。
第三原告对吉布提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理由是第三原告的章程和JVA均载有仲裁条款。 吉布提法院驳回了这一管辖权异议，第三原告就该决定提起上诉。
在2018年9月，英国禁制令范围扩大并继续禁止PDSA促使第三原告违反公司章程行事之后，吉布提向吉布提法院申请其代替董事会任命第三原告的管理人。第一和第三原告均对此申请不知情。 第三原告董事会就任命管理人一事向吉布提法院提出了异议，原告坚持认为这违反了英国禁制令，并且依照JVA这是需要第一原告同意的事项。吉布提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异议驳回上诉，上诉法院也驳回该上诉，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理由是超过时效。
二、法院认定
本案中原告主张吉布提政府在与被告的谈判和来往中的行为违反了2004年和2006年《特许权协议》协议以及JVA，主张被告了解《特许权协议》和JVA条款，但却诱使或促成吉布提政府的违约行为。被告还违反新的《吉布提民法典》第1391条以及不正当竞争而承担责任。原告特别主张若本案提交吉布提法院审理则其将受到不公正待遇。
被告主张其没有违反无效的《特许权协议》，而2004年《特许权协议》签署时并未经必要的立法程序，且其条款违反吉布提的公共或国家利益。2006年《特许权协议》也是无效的，其是由原告通过贿赂Boreh先生而达成的。被告否认其知晓Boreh诉讼和吉布提对原告主张其有权撤销2006年《特许权协议》的仲裁，也主张其不是这两个程序的当事方，也不受其结果的拘束。被告否认违反2006《特许权协议》。被告还申请中止香港法院程序，以尊重吉布提法院的程序和判决，理由是该争议与香港没有任何实际联系，不应在香港法院进行审理。
被告主张，并不存在现实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原告关于吉布提政府或司法存在不当行为。原告则给出了专家意见证据，证明吉布提法院既不独立也不公正，存在结构性腐败问题。 而被告的专家则批评原告关于吉布提司法系统的证据是有偏见的、主观的、并且缺乏可核实和引用的实例。尽管吉布提的法律制度需要改进，但不存在客观和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原告主张的吉布提法院系统缺乏独立性或有腐败问题。
法院认为其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是否有客观且充分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原告的主张，即依照本案的特定事实和情况来看确实如果原告在吉布提受审则存在着无法获得公正审判的风险，并且香港法院是审理该案的符合司法公正的法院。（The question to th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is whether there is objective, and sufficiently cogent,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Plaintiffs’ claim, that there is a real risk on the particular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that substantial justice cannot be obtained by the Plaintiffs, if this action is to be tried in Djibouti, and that Hong Kong is the forum where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for the case to be tried.）
本案法院指出，在认定外国法院无法获得公正审判这一点上法院非常谨慎。依照Cherney v Deripaska [2009] 1 All ER（Comm）333，必须以客观和有力的证据来确定存在着在外国司法管辖区无法获得司法公正的真正风险。依照该案，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将一般出于礼让原则认为其他司法辖区的法院能公正审理，不受不当干预或限制。理由是若有相反的证据则可能引起激烈争执，难以评估，而且该证据不是直接证据，而是“基于多层的传闻证据的泛泛而言的结论性指控”。但是法院对事实的不公平或偏见也不能视而不见的，这种不公平或偏见可能是由幕后而不是前台引起的。（In the absence of cogent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Court will start with the working assumption, for which comity calls, that courts in other judicial systems will seek to do justice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laws, and will be free from improper interference or restriction. As this case indicates, where there is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it may be hotly in dispute and difficult to evaluate. Such evidence is likely, in so far as it derives from reports and articles, to consist of “broad and conclusory allegations, founded on multiple levels of hearsay” and, if so, to be unacceptable as an indict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or part of it. … But the Court is not blind to the fact that unfairness or partiality may arise from that which occurs behind the scenes rather than centre stage.”）在上述案件的上诉判决，Cherney v Deripaska [2010] 2 All ER（Comm）456一案中，法院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法院必须决定是否行使裁量权。从法官所拥有的证据来看，有些观点似乎更有力，而有些则更无力，但这是法官对其进行评估并得出结论的依据。这样做的时候法官没有进行审判，并不要求满足某主张的成立的高度盖然性。 在许多情况下，法官都试图评估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这样做时，法官必须有证据证明存在风险，但并非必须有高度盖然性风险的可能性可能会成为事实 ，例如发生暗杀。 法官在只有当事人陈述和专家证人还有无法被盘问的报告的时候，就必须就此进行评估其法院是否是适当法院。（the judge is deciding whether a discretion should be exercised, and some points may seem more powerful on the evidence that he has and some less, but it is for the judge to evaluate the same and reach his conclusion. I should make clear again … that the judge is not conducting a trial. It is not a situation in which he has to be satisfied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at the fac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He is in many cases seeking to assess risks of what might occur in the future. In so doing he must have evidence that the risk exists, but it is not and cannot be a requirement that he should find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at the risks will eventuate, eg as in this case that assassination will occur. He has only statements and experts, reports on which he is not going to hear cross-examination.）
在Abidin Daver [1984] 1 AC39案中，法院认为仍然有一些国家的法院存在着这样的风险，某些外国诉讼当事人将无法获得公正。其理由可能是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因，或者由于司法经验不足或效率低下过度延误，或没有适当的救济措施。（The possibility cannot be exclude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countries in whose courts there is a risk that justice will not be obtained by a foreign litigant in particular kinds of suits whether for ideological or political reasons, or because of inexperience or inefficiency of the judiciary or excessive delay in the conduct of the business of the courts, or the unavailability of appropriate remedies.）
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吉布提的争议和诉讼的是政治性的和敏感的。 自2012年以来，吉布提一直寻求与原告重新谈判或违反2006年《特许权协议》，试图撤销原告的2014年的仲裁的权利基础，并开始针对Boreh先生提起诉讼，指控贿赂来违反2006年《特许权协议》，从而撤销2006年《特许权协议》。 当这些手段无法达到目的时，如仲裁败诉和针对Boreh的诉讼被驳回，吉布提便选择无视裁决和判决结果，并立法通过授权重新谈判相关基础设施合同。 当原告发起仲裁以寻求让仲裁庭宣告2006年《特许权协议》仍然完全有效时，吉布提立法宣布2006年《特许权协议》立即终止，并开始对码头进行实际控制，并且将第三原告的资产和业务转让给自己的实体，宣布2006年《特许权协议》不仅无效，而且有损国家利益和政策。客观上，原告有理由担心吉布提法院是否能够公正、独立地审理原告的案件。（As the Plaintiffs have emphasized, the Republic has publicly claimed and declared by its acts that the 2006 Concession is considered by it to be not only invalid, but agains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olicies. The Plaintiffs are seeking orders and remedies which go against these declared interests, and the Defendant seeks these claims to be tried by the Djibouti Court, rather than the Hong Kong Court. Objectively, the Plaintiffs have cause to be concerned whether the Djibouti Court will be able to fairly and independently try the Plaintiffs’ claims, against the Republic’s declared intentions or interests.）
此外，原告的重要证人Boreh先生无法前往吉布提就其在谈判和缔结有关特许权协议方面其对其本身的重要作用提供证据。吉布提主张该协议是通过贿赂而达成的，由于违反公共政策和国家利益而无效。若原告在吉布提而不是在香港诉讼，则原告的司法利益也将被剥夺。没有Boreh先生的证据，则原告对被告人的索赔将遭受不利，该不利的权重大于在吉布提法院而不是在香港法院审理所带来的好处。（The fact that (as elaborated in paragraphs 69 to 73 above) the Plaintiff’s important witness, Mr Boreh, will not be able to go to Djibouti to give evidence on the important matters of his role in the negotiation and conclusion of the relevant Concession Agreements between the Plaintiffs and the Republic, which are now alleged by the Republic to have been procured by bribery and are void as illegal or being against public policy and the Republic’s national interests, is a weighty factor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ppropriate forum, and also the juridical advantage of which the Plaintiffs will be deprived if the action is to be tried in Djibouti, rather than Hong Kong. Mr Boreh’s evidence is relevant and material to refute the Republic’s claim of bribery, and to the Plaintiffs case that the 2006 Concession agreement and the other relevant contracts made between the Plaintiffs and the Republic were validly and lawfully concluded, and whether these contracts were in any way against the public polic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Republic. Without his evidence, the Plaintiffs will suffer prejudice and will be deprived of a juridical advantage in the pursuit of their claims against the Defendant, to the extent that substantial justice may not be done. These outweigh any advantage that may be served by having Djibouti law and principles of public policy determined by the Djibouti Court, rather than by the Hong Kong Court on expert evidence.）
此外，香港的程序规则允许对被告作出判决后，被告可以另行提起赔偿诉讼，而且被告可在本诉讼中通过第三方程序来主张赔偿，则也可以发起此类诉讼。因此，如果这些诉讼继续进行并在香港受审，被告将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也不会被剥夺被告可以依据赔偿保证追究港口管理局责任的司法上的权利。（I have balanced this against the juridical disadvantage which the Plaintiffs may suffer if the matter is to be tried in Djibouti. Hong Kong procedural rules permit indemnity proceedings to be brought even after findings are made against the Defendant, and if the Defendant decides to pursue the Indemnity by third-party proceedings in this action, it is able to issue such proceedings and to serve such proceedings out of Hong Kong pursuant to Order 16 rule 1 (1) and Order 11 rule 11 (1), RHC. The Defendant therefore will not suffer any prejudice or be deprived of a juridical advantage to pursue the Port Authority under the Indemnity, if these proceedings continue and are tried in Hong Kong.）
三、评论
本案是罕见的由香港法院处理涉及一带一路项目的案例，并且在本案中香港法院对东道国法院的管辖权作出了不利的认定，进而行使了管辖权。此外，本案中涉及的争议主要是另一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而不是直接的中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但是原告主张该等争议与中国投资者之间摆脱不了干系，进而在存在仲裁条款和东道国法院程序和判决的情况下，香港法院也以迂回的方式对另一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行使了管辖权，而如果最终结果对中国投资者不利的话，则中国投资者还可能需要另案起诉或者仲裁。本案以后可能还会出现很多类似的案件，而结合目前香港局势，香港法院对本案的后续的实体裁判值得我们进一步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