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8日，在Mahanagar Telephone Nigam Ltd vs Canara Bank& Ors., Civil Appeal NOS. 6202-6205 OF 2019一案中，印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根据“集团公司”原则准予将第三方列为仲裁当事人。在该案中，第三方CANFINA是Canara Bank的全资子公司，CANFINA认购MTNL发行的债券，并随后将债券转让给其控股公司——Canara Bank。因CANFINA未支付全部债券的出售对价，MTNL最终取消了债券，并由此引发了Canara Bank与MTNL之间的争议。法院认为，作为子公司的CANFINA无疑是仲裁程序中必要且适当的当事人。鉴于该交易的“三方当事人”的性质，只有三方共同参与仲裁程序，才能最终解决已搁置26年之久的争议。又鉴于各方当事人已通过其行为明示或默示同意CANFINA参与仲裁，故法院决定支持MTNL提出的关于追加CANFINA为仲裁当事人的上诉请求。
一、案情介绍
本案上诉人为Mahanagar Telephone Nigam Ltd（以下简称MTNL），本案第一被上诉人为Canara Bank，第二被上诉人为Can Bank Financial Services Ltd.（以下简称CANFINA）。CANFINA是Canara Bank的全资子公司。
1992年，MTNL发行了价值42.5亿卢比的非累积有担保的可赎回债券。1992年2月10日，MTNL与CANFINA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发行了价值20亿卢比的债券。MTNL将该20亿卢比的债券作为固定存款存入CANFINA。CANFINA于1992年偿还了5亿卢比的存款，剩余存款及其利息并未偿还。MTNL因此未支付债券利息。MTNL认为，其未收到20亿卢比的全部债券，故整个交易没有完成。基于收到的5亿存款，MTNL向公众发行了约3.1亿卢比的债券。
CanaraBank称，债券认购后不久就爆发了一场证券骗局，导致股票、证券和债券的二级市场崩盘。二级市场的买家很少，且即使有买家，也是以非常低的价格购买这些债券。在这种情况下，CANFINA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紧缩。随后，Canara Bank从CANFINA手中购买了这些债券，面值为8亿卢比。Canara Bank要求MTNL对这些债券进行注册，并提交了从CANFINA购买债券的配售信。
1992年10月14日，MTNL通过信函通知Canara Bank其拒绝转让债券。1993年2月16日，MTNL通过信函通知Canara Bank，其已为CANFINA登记了面值为4亿卢比的债券。但因CANFINA未支付其本应支付的剩余15亿卢比的存款（年利率为12%），MTNL扣留了债券凭证。
1993年10月20日，MTNL通过信函取消了所有债券，其中一个理由是，CANFINA仍保留价函（letters of consideration）。随后，MTNL将被取消的债券的收益调整为CANFINA的应付款，并发送了一份对账单，其中载明，债券和由此产生的利息不能退还。1994年1月13日，MTNL在其信函中随附一张面额为5,41,17,463卢比的支票，作为应付给Canara Bank的款项。
1994年1月13日，Canara Bank在复函中称，它将在适当时成为债券持有人，有权以其名义登记债券份额，并在债券到期时获得利息。1994年2月10日，Canara Bank通过信函退还了前述支票，并要求恢复和登记债券。
随后，Canara Bank向德里高等法院对MTNL取消债券的行为提出异议，并要求法院命令MTNL支付债券所产生的利息。Canara Bank在其申请中将CANFINA列为形式当事人。
1996年9月9日，德里高等法院根据最高法院作出的O.N.G.C. v. Commissioner of Central Excise，(1995) Supp. 4 SCC 541案的判决指示印度工会处理当事人之间的争议。随后，印度公司法委员会根据1956年《公司法》第111条以存在有效的替代救济为由驳回了前述申请。然而，由于1996年《存管机构法》对《公司法》第111条的修改，原救济不复存在，故印度公司法委员会的命令被撤销。
经Canara Bank申请，前述申请于1999年5月12日恢复。
德里高等法院于2011年9月16日作出一项命令要求当事人在下次庭审前指定独任仲裁员；于2011年10月21日作出一项命令，明确MTNL和Canara Bank共同指定的仲裁员为独任仲裁员。
在仲裁程序中，独任仲裁员认为CANFINA不是仲裁协议当事人，不能作为仲裁当事人。为此，MTNL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德里高等法院追加CANFINA为仲裁协议的必要当事人。2013年7月5日，德里高等法院驳回其申请。随后，MTNL又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撤销德里高等法院分别于2011年9月16日、2011年10月21日和2013年7月5日作出的命令。2014年1月10日，德里高等法院驳回了MTNL的前述申请。
MTNL就德里高等法院的四项命令（即分别于2011年9月16日、2011年10月21日、2013年7月5日和2014年1月10日作出的命令）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二、法院认定
法院认为本案须审议以下两个争议事项：（1）第一个事项由MTNL提出，即三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2）第二个事项由Canara Bank提出，即德里高等法院作出的2011年9月16日的命令和2011年10月21日的命令只涉及Canara Bank和MTNL，而CANFINA不是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故不能在仲裁程序中对其提出指控。（There are two issues which have arisen for our consideration : (i) the first issue raised by the Appellant – MTNL with respect to the existence of a valid arbit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hree parties; (ii) the second issue has been raised by Respondent No. 1 – Canara Bank that the Order dated 16.09.2011 and 21.10.2011 is between Canara Bank and MTNL. Respondent No. 2 – CANFINA, is not a party to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hence cannot be impleaded in the proceedings.）
1. 有效的仲裁协议
根据1996年《印度仲裁法》第7条对“仲裁协议”的规定，仲裁协议不需要任何特定形式，只要求明确当事人有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意图。仲裁协议的基本要素或属性是当事人通过一项协议、单独协议或当事人之间的文件或通讯明示或默示将其之间的争议或分歧提交仲裁。《印度仲裁法》第7（4）（b）条规定，仲裁协议可以通过信件、电传、电报或包括电子手段在内的其他通讯手段的交换而产生。2015年修正案在第7（4）（b）条中加入了“包括电子手段进行的通信”的措辞。根据Govind Rubber Ltd. v. 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 Asia (P) Ltd., (2015) 13 SCC 477案的观点，如果可以初步证明当事人达成仲裁合意，即使另一方当事人没有签署正式合同，该当事人也不能免除其在仲裁协议中的义务。
在本案中，MTNL提出初步异议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仲裁协议。法院查明：（1）在内阁秘书处召集三方当事人的会议中，秘书部表示三方当事人应诉诸于仲裁。Canara Bank建议根据《仲裁法》进行快速仲裁，MTNL接受了该建议且未提出异议。（2）根据内阁秘书处的程序，Canara Bank向MTNL发送信函，并随附了一份仲裁协议草案，提议Canara Bank、CANFINA、MTNL三方均参与仲裁。（3）德里高等法院在2011年9月16日的命令中记录了Canara Bank与MTNL根据《仲裁法》将争议提交独任仲裁员审理的合意。（4）MTNL参与了仲裁程序，并提出了请求和反请求，且未向仲裁员就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书面仲裁协议提出异议，而是仅要求CANFINA参与仲裁。
根据上述事实，且鉴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已经记录在司法命令中，具有终局的决定性效力（参见State of Maharashtra v. Ramdas Shrinivas Nayak (1982) 2 SCC 463案和Chitra Kumari v. Union of India (2001) 3 SCC 208案），MTNL在德里高等法院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后，不能辩称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书面协议（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as recorded in a judicial Order, is final and conclusive of the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parties.7 The Appellant – MTNL after giving its consent to refer the disputes to arbitration before the Delhi High Court, is now estopped from contending that there was no written agreement to refer the parties to arbitration）。
此外，根据《仲裁法》第7（4）（c）条，仲裁协议可载于相互往来的索赔声明和抗辩声明中，且一方当事人声称有协议而另一方当事人不予否认。在本案件中，Canara Bank向仲裁员提交了索赔声明，MTNL也提交了答辩状，并对Canara Bank提出了反请求。如果另一方当事人不予否认，提交的索赔声明和答辩声明将构成仲裁协议存在的证据。
因此，法院认为，MTNL提出的异议毫无根据，故应予以驳回。
2. 在仲裁程序中追加CANFINA为当事人
根据合同法的原则，某一集团内的一个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不能对同一集团的其他成员产生约束力，因为每个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拥有独立的法律权利和义务。除非根据代理或代表原则行事，否则签订协议的母公司或子公司将是集团中受该协议约束的唯一实体。该原则也适用于仲裁协议。
基于“集团公司”原则，如果当事人的行为表明当事人有同时约束签署方和非签署方的明确意图，仲裁协议的非签署方也可能受仲裁协议的约束（A non-signatory can be bound by anarbitration agre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Group of Companies” doctrine, where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evidences a clear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to bind both the signatory as well as the non-signatory parties）。“集团公司”原则首次在Dow Chemical v. Isover-Saint-Gobain,1984 Rev Arb 137; 110 JDI 899(1983)案中被提出，最高法院在ChloroControls India (P) Ltd. v. Severn Trent Water Purification Inc.,(2013)1 SCC 641案和最近的Ameet LalChand Shah v. Rishabh Enterprises,(2018) 15 SCC 678案中也适用了该原则。
根据“集团公司”原则，如果母公司或控股公司，或公司集团的成员是仲裁协议的签署方，而作为非签署方的该集团内的其他实体参与了商事合同的谈判或履行，或作出声明表明其打算受合同约束，则该非签署方也将受到相关合同的约束。（The doctrine provides that anon-signatory may be bound by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where the parent or holding company, or a member of the group of companies is a signatory to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the non-signatory entity on the group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negotiation or performance of the commercial contract, or made statements indicating its intention to be bound by the contract, the non-signatory will also be bound and benefitted by the relevant contracts.）
“集团公司”原则可适用于约束作为非签署人的某一母公司的关联公司，或适用于在仲裁中加入第三方，如果该关联公司或第三方与仲裁协议的其中一个签署方之间有直接联系，标的存在直接共性，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具有复合性。（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Group of Companies’ Doctrine could be invoked to bind the non-signatory affiliate of a parent company, or inclusion of a third party to an arbitration, if there is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which is a signatory to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direct commonality of the subject matter;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the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parties）。“复合交易”是指本质上相互关联的交易，或者如果没有为达到共同目标，共同对争议产生影响的补充协议或附属协议的协助、执行和履行，协议本身的履行可能不可行（A ‘composite transaction’ refers to a transaction which is inter-linked in nature; or, whe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greement may not be feasible without the aid, execu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upplementary or the ancillary agreement, for achieving the common object, and collectively having a bearing on the dispute）。
“集团公司”原则也适用于如下情况，即存在一个在组织和财政方面联系紧密的集团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单元或单一的经济实况。在这种情况下，签署方和非签署方都受仲裁协议的约束。这尤其适用于当一家公司的资金被用于在财政上支持或对集团其他成员进行重组时（The Group of Companies Doctrine has also been invoked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a tight group structure with strong organizational and financial links, so as to constitute a single economic unit,or a single economic reality. In such a situation, signatory and non-signatories have been bound together under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This will apply in particular when the funds of one company are used to financially support or re-structure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在本案中，CANFINA是Canara Bank的全资子公司，CANFINA认购MTNL发行的债券，并随后将债券转让给其控股公司——Canara Bank。因CANFINA未支付全部债券的出售对价，MTNL最终取消了债券。
法院认为，在没有CANFINA参与的情况下，仅就MTNL和Canara Bank之间的争议作出裁决将是徒劳的。这些债券的发行、随后CANFINA将其转让给Canara Bank和MTNL取消债券之间存在明显而直接的联系，这导致了三方之间的争议。
因此，法院认为，CANFINA无疑是仲裁程序中必要且适当的当事人。鉴于该交易的“三方当事人”的性质，只有三方共同参与仲裁程序，才能最终解决已搁置26年之久的争议。
另外，各方当事人已通过其行为明示或默示同意CANFINA参与仲裁。法院查明， CANFINA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争议委员会、德里高等法院、独任仲裁员的程序，并在本上诉中由其律师代表出席庭审。各方当事人具有同时约束Canara Bank和CANFINA参与仲裁的明确意图。
因此，法院根据“集团公司”原则准予追加CANFINA为仲裁当事人，故当前上诉请求得到部分支持。
三、评论
在本案中，CANFINA是Canara Bank的全资子公司，CANFINA认购MTNL发行的债券，并随后将债券转让给其控股公司——Canara Bank。因CANFINA未支付全部债券的出售对价，MTNL最终取消了债券，并由此引发了Canara Bank与MTNL之间的争议。法院认为，在没有CANFINA参与的情况下，仅就MTNL和Canara Bank之间的争议作出裁决将是徒劳的。
虽然各方当事人在争议产生之前并未达成仲裁协议。但根据相关事实，尤其是鉴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已经记录在司法命令中，且Canara Bank（仲裁申请人）向仲裁员提交了索赔声明，而MTNL（仲裁被申请人）在不否认存在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也提交了答辩状并提出了反请求，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显然，Canara Bank和MTNL是该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但就仲裁协议是否对CANFINA具有约束力还存在争议。
印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对“集团公司”原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根据该原则，如果母公司或控股公司，或公司集团的成员是仲裁协议的签署方，而作为非签署方的该集团内的其他实体参与了商事合同的谈判或履行，或作出声明表明其打算受合同约束，则该非签署方也将受到相关合同的约束。
法院认为，作为子公司的CANFINA无疑是仲裁程序中必要且适当的当事人。鉴于该交易的“三方当事人”的性质，只有三方共同参与仲裁程序，才能最终解决已搁置已久的争议。又鉴于各方当事人已通过其行为明示或默示同意CANFINA参与仲裁，故法院决定支持MTNL提出的关于追加CANFINA为仲裁当事人的上诉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