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2日，在Sana Hassib Sabbagh v Wael Said Khoury and others [2019] EWCA Civ 1219一案中（判决请见：阅读原文），英格兰与威尔士上诉法院民事法庭（以下简称法院）认为《高等法院法》第37条赋予法院签发禁令的权力，此种禁令既包括“禁止诉讼令”，也包括“禁止仲裁令”；法院有权以进行仲裁属于无理纠缠或具有压迫性为由签发禁止仲裁令，这种管辖权的行使不要求法院是解决争议的“自然地点”，但在签发此种禁止仲裁令之前必须谨慎。尽管法院具有签发禁止仲裁令的权力，但如果争议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在此范围内法院不能签发禁止仲裁令。在本案中，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的股权请求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而资产请求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因此，法院裁定解除关于股权请求的禁止仲裁令；同时维持关于资产请求的禁止仲裁令。

一、背景介绍

HassibSabbagh 与Said Toufic Khoury于1950年设立了中东最大的工程和建筑企业——综合承建商公司集团（以下简称CCC集团）。CCC集团的最终控股公司为综合承建商萨尔集团（以下简称CCG），CCG由Hassib家族和Khoury家族持有，CCG及其下属公司设立于黎巴嫩。

在Hassib于2002年6月严重中风以及于2010年1月去世后，Hassib的三个子女在管理和处理父亲的资产方面产生分歧。本案与英格兰的唯一联系是第一被告Wael居住在英格兰。

2013年7月，Hassib 的女儿Sana在英国高等法院向Khoury的三个继承人、Sana的两个兄弟以及相关公司提起诉讼（以下简称英国程序），Sana称主要被告挪用了属于其父亲的资产（资产挪用请求），并称主要被告合谋剥夺他在CCG所享有的在其父亲去世时属于其父亲的股权份额（股权剥夺请求）。

2014年3月，在英国程序开始后，Samir、Suheil、CCG和 HH（被告/上诉人）根据CCG公司章程第45条的仲裁条款向Sana提起了黎巴嫩仲裁程序，请求确认Samir、Suheil、Sana、和HH在CCG中享有的股权份额，以及确认CCG在Hassib股东账户所欠的任何差额。Sana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仲裁请求不属于仲裁条款的范围，并认为其并非CCG的股东，不应受章程中的仲裁条款的约束。

在英国诉讼程序中，被告未提出管辖权异议，而是请求法院根据《仲裁法》第9条的规定或行使法院固有的案件管理权中止英国诉讼程序。

2017年7月28日，高等法院裁定资产挪用请求和股权剥夺请求均不属于章程第45条的仲裁条款的范围并拒绝中止诉讼程序（以下简称2017裁定）。

随后，Sana请求法院签发禁令限制被告继续进行黎巴嫩仲裁程序，限制被告寻求承认和执行该仲裁程序的后续裁决，以及要求被告采取措施中止仲裁程序。Robin Knowles法官审理了该申请并授予了Sana所申请的禁止仲裁令。

被告不服Robin Knowles法官签发的禁令，遂提出上诉。Flaux L法官在准予上诉时表示，被告提出的两个上诉理由很可能获得成功；另外还存在一个令人信服的审理上诉的理由：对于英国法院是否具有限制外国仲裁的管辖权，以及如果具有管辖权，应在何种情况下行使，这些问题很不明确，需要上诉指导。

二、上诉法院的分析与认定

被告/上诉人认为：第一，英国法院无权颁布禁令限制在外国进行仲裁，在本案中，在本司法管辖区进行诉讼属于无理纠缠并具有压迫性。第二，较狭义的观点是，如果在外国仲裁中提出的请求也在英国程序中提出，则英国程序将根据《仲裁法》第9条强制中止，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这种管辖权。第三，与签发禁止向外国法院提起诉讼的命令类似，除非英国是解决争议的自然地点，否则英国法院不能以外国仲裁无理纠缠和具有压迫性为由，签发禁止在外国提起仲裁的命令。上诉人认为，英格兰不是争议的自然地点，无权签发禁止国外仲裁的命令。

1. 仲裁请求

在黎巴嫩仲裁中，仲裁申请人（即诉讼程序的被告和上诉人）提出了两项仲裁请求：请求确认Samir、Suheil、Sana、和HH在CCG中享有的股权份额（股权请求），以及确认CCG在Hassib股东账户所欠的任何差额（资产请求）。在英国诉讼程序中，Sana称主要被告挪用了属于其父亲的资产（资产挪用请求），并称主要被告合谋剥夺他在CCG所享有的在其父亲去世时属于其父亲的股权份额（股权剥夺请求），并请求被告对其不法行为作出赔偿。显然，在黎巴嫩仲裁程序和英国诉讼程序中提出的请求存在对应关系。

首先，法院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审议资产请求。在这方面，上诉人承认，2017裁定的结果是资产请求与资产挪用请求无法区别，故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虽然上诉人不认为该裁定在黎巴嫩法下是正确的，但其接受英国法院在这点上受2017裁定的约束。

没有争议的是，根据章程第45条和该条规定适用的黎巴嫩法律，Sana原则上（但需符合第45条的前提条件）应将其作为继承人被承认为CCG股东的任何请求提交仲裁（It was common ground on the stay application that, in principle (but subject to the precise terms of article 45,as to which see [38]ff below), Sana was obliged under article 45 and Lebanese law, the governing law of article 45, to submit to arbitration any claim by heras her father's heir to be recognised as a shareholder of CCG）。

Sana在英国程序中请求法院确认，其作为Hassib的三位继承人之一，应获得Hassib在去世时持有的CCG股权的三分之一，并请求交付这些股权。根据2017裁定的记录，Sana随后将其请求限定为就其本来有权获得的财产的损害赔偿，不再要求交付CCG股权。因Sana没有请求确认其CCG的股东身份，也没有以Hassib继承人的身份提出任何请求，因此，没有理由认为Sana向英国法院提出的请求受第45条仲裁条款的约束。因Sana在英国程序中未提出关于承认其为CCG股东的任何请求，这也是法院拒绝中止诉讼程序的主要原因。

法院表示，鉴于黎巴嫩仲裁中的争议事项是Sana是否有权获得CCG的股权，且没有争议的是关于被承认为CCG股东的任何请求原则上应根据第45条提交仲裁，由此可知，仲裁程序中的股权请求属于第45条的仲裁协议的范围（Given that the issue raised in the Lebanese arbitration is whether Sana is entitled to shares in CCG and that it is common ground that in principle a claim to be a shareholder in CCG is subject to arbitration under article 45, it would seem to follow that this claim in the arbitration is within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contained in article 45）。

针对法院的上述结论，Sana基于2017裁定提出了几个反对理由，但均被法院反驳。法院对2017裁定的相关条文进行解读后认为2017裁定所表达的观点是，“只有当Sana以继承人身份提出请求，或Sana请求承认其股东身份时”，第45条才对Sana有约束力。由于Sana既没有代表Hassib提出请求，也没有声称自己是股东，因此，她在英国诉讼程序中提出的共谋损害赔偿请求（即股权剥夺请求）中的任何问题都不能根据第45条进行仲裁。

因此，法院认为，在黎巴嫩仲裁中提出的股权请求属于第45条仲裁条款的范围，Robin Knowles法官在2017年裁定中没有明示或暗示作出其他决定。但是，在黎巴嫩仲裁中提出的资产请求不属于第45条仲裁条款的范围。

2. 签发禁令限制外国仲裁的管辖权

上诉人认为，即使法院认为提起外国仲裁属于无理纠缠和具有压迫性，也无权签发禁止仲裁令。在这点上，上诉人承认，基于合同义务或其他义务（例如存在管辖权选择条款或不同的仲裁协议）提出的禁令申请应另当别论，但这不是本案出现的问题。

上诉人认为，签发一项禁令以限制据称是压迫性的和无理纠缠的外国仲裁，从根本上违反了《仲裁法》和《纽约公约》的规定。具体而言，《纽约公约》第2条要求缔约国承认仲裁协议；第2（3）条要求缔约国法院在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订有仲裁协议时，经一方当事人请求，命令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除非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不能实行。《仲裁法》第9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所涉及的事项依仲裁协议应提交仲裁为由提出中止诉讼程序的申请，法院应同意中止，除非法院认为仲裁协议无效、不可执行或不能实行。

法院表示，虽然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和范围通常由仲裁庭（根据国际仲裁法的一般原则，通常称为自裁管辖权），或由仲裁地法院作出决定，但也存在由外国法院审议这些事项的情况。在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 v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10] UKSC 46, [2011] 1 AC 783案中，该案法官表示：“在国际和国内案件中，如果有人根据1996年《仲裁法》第9条申请中止诉讼，法院将决定当事人是否曾经达成仲裁协议。”

上诉人承认《纽约公约》没有明确禁止签发禁止仲裁令，但其认为公约通过限制法院在认定仲裁庭缺乏管辖权时的反应而默示禁止签发禁止仲裁令，即在认定仲裁庭缺乏管辖权时，法院只可以：（1）拒绝中止与争议标的有关的法院程序；（2）如果法院是监管法院，中止、撤销或废除任何裁决；（3）如果法院是被寻求承认或执行仲裁裁决的法院，拒绝承认或执行申请。上述人还指出，《仲裁法》中的一些规定也强调了英国法院对外国仲裁的有限作用。如《仲裁法》第1（c）条规定：“除本编另有规定外，法院不得干预本编规定之事项。”《仲裁法》第72（1）条规定，未参与仲裁程序的被指称为仲裁程序当事人的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授予救济（包括以禁止令的方式）。上诉人指出，第72（1）条只适用于以英国为仲裁地的仲裁，而不包括外国仲裁。《仲裁法》的这些规定至少表明法院不具有签发禁止仲裁令的权力。

法院表示其不能接受上诉人的观点，主要因为其无法接受在结合《纽约公约》进行解读时，《高等法院法》第37条规定的签发禁止仲裁令的权利将被禁止（Mr Edey developed his submissions with great skill but I am unable to accept them, principally because I do not accept that a prohibition on the power of the court to grant an 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 which otherwise exists under section 37 of the Senior Courts Act 1981 can be spelt out of the 1996 Act, read with the New York Convention）。毫无疑问，《纽约公约》和《仲裁法》所采取的一般做法是使仲裁协议生效，并尽量减少法院的干预，但《纽约公约》并未禁止签发禁止仲裁令。当事人未提交关于《纽约公约》的谈判资料，法院不知道《纽约公约》是否考虑过列入禁令的可能性。法院认为无法从上诉人前述的规定中得出《纽约公约》包含禁止签发禁止仲裁令的默示规定（We were not referred to any of the travaux préparatoires (and I make no complaint about that) and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possibility of including a prohibition was considered. I do not think that there can be drawn from the express provisions to which Mr Edey referred an implied prohibition on 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s）。

《高等法院法》第37条规定了法院签发禁令的权利，根据South Carolina Insurance Co v Assurantie Maatschappji "DeZeven Provincien" NV [1987] AC 24案的观点，虽然这种权力不是无限的，但它不仅可以用来保护一项合法或公平的权利，而且可以用来禁止无理纠缠和压迫性的行为，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限制进行外国诉讼。根据Société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erospatiale v Lee Kui Jak [1987] AC 871 (PC)案的裁定，当英国法院和外国法院之间存在平行诉讼时，如果进行外国程序属于无理纠缠和具有压迫性的行为，法院可以签发禁令限制在外国法院的诉讼。

法院表示，除非法律（即《仲裁法》）明确规定《高等法院法》第37条已被默示修改以排除禁止仲裁令，否则关于外国仲裁也必须存在类似的权力（A similar power as regards foreign arbitrations must exist, unless by statute (and the 1996 Act is the only candidate) section 37 has been implicitly modified to exclude an 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法院认为，从《仲裁法》中不能推断出其包含此种修改。

《仲裁法》第1（c）条规定：“除本编另有规定外，法院不得干预本编规定之事项（in matters governed by this Part[Part 1] the court should not intervene except as provided by this Part）。”上诉人认为，该条是对法院干预外国仲裁的限制。法院认为，首先，第一编规定的事项涉及以英国（苏格兰除外）为仲裁地的仲裁：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将一小部分条款扩展适用于外国仲裁，但除这些方面，外国仲裁并非第一编所规定的事项。其次，第1（c）条来源于1985年《UNCITRAL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5条，但有意使用不那么强调的“should”代替“shall”，根据AES Ust-Kamenogorsk Hydropower Plant LLP v Ust-Kamenogorsk Hydropower Plant JSC [2013] UKSC 35, [2013] 1 WLR 1889 (AES)案的观点，“即使对于可被视为属于第1编的事项，显然第1（c）条意味着法院在作出任何干预之前需要谨慎，但不是绝对禁止。”

《仲裁法》第72（1）条规定：“如被指称为仲裁程序的当事人，但并未参与仲裁程序，则其可以通过法院程序要求确认或禁止令或其他适当救济以质疑：(a) 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b) 仲裁庭是否适当组成，或者(c) 何种事项已经按照仲裁协议提交仲裁”。该条款不适用于外国仲裁，上诉人据此认为法院不具有签发禁止仲裁令的权力。法院表示，《仲裁法》第72条与第30-32条的规定相对应，第30-32条规定了仲裁庭决定其管辖权的权力，和当事人对其决定向法院提出异议的权利，而未参加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则可以直接根据第72条向法院提出异议。法院认为，这是关于英国仲裁的总体方案的一部分，但它并没有阐明或影响法院签发禁令阻止当事人进行外国仲裁的权力。

Sana援引了四个判例支持其观点，这四个判例分别是：上议院审理的Bremer Vulkan v South India Shipping Corp Ltd [1981] AC 909案，最高法院审理的AES案，上诉法院审理的Weissfisch vJulius[2006] EWCA Civ 218, [2006] 1 Lloyd's Rep 716案以及Albon v Naza Motor Trading Sdn Bhd [2007] EWCA Civ 1124, [2008] 1Lloyd's Rep 1案。法院在分析后表示，前两个判例不适用于本案，因这两个案例都涉及仲裁地为英国的仲裁，未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签发禁令限制外国仲裁的管辖权。第三个判例签发了禁止仲裁令，该案经常被一审法院援引，作为法院有权签发禁止仲裁令的支持判例。但是该案的事实极为特殊，审理该案的法院谨慎地将其推理限制在特殊情况下。本案法院认为，该案不能作为存在此种管辖权（签发禁止仲裁令的管辖权）的支持判例。在第四个判例中，该案法官表示，法院在决定是否签发禁止仲裁令时应高度谨慎，但并未对法院限制外国仲裁的管辖权提出任何质疑，因此该判例也不能作为存在此种管辖权的判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案中，在仲裁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法院竟然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此种管辖权。

在过去几年以来的许多案件中，一审商事法院曾签发禁止仲裁令。第一个签发禁止仲裁令的一审案例是Claxton Engineering Services Ltd v TXM Olaj-Es Gazkutato KFT [2011] EWHC 345 (Comm), [2011] 1Lloyd's Rep 510案，该案至少部分基于无理纠缠和压迫行为签发此种禁令。其他一些一审商事法庭的案例也接受法院签发禁止仲裁令的权力，如Sheffield United Football Club Ltd v West Ham United Football ClubPLC[2008] EWHC 2855 (Comm), [2009] 1 Lloyd's Rep 167案， Injazat Technology Capital Ltd v Najafi [2012] EWHC 4171 (Comm)案，以及Whitworths Ltd v Synergy Food Ingredients and Processing BV [2014] EWHC 4239 (Comm)案。

法院认为，虽然一审判例对上诉法院不具有约束力，但重要的是，在这些案件中，多名具有丰富国际仲裁经验的商业法院法官不认为存在这种签发禁止仲裁令的权力有任何令人惊讶或怀疑的地方，只是承认这种权力应谨慎行使（These first instance authorities do not of course bind this court, but I regard it as significant that in those cases seven Commercial Court judges, with great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 have found nothing surprising or questionable about the existence of this power,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it was to be exercised sparingly.）。

出于上述理由，法院认为《仲裁法》并未剥夺法院根据《高等法院法》第37条签发禁令限制外国仲裁的管辖权，也并未以一种永远不可能恰当行使的方式限制法院的这种管辖权（For the reasons given earlier, I donot consider that the Arbitration Act 1996 has deprived the court of its jurisdiction under section 37 of the Senior Courts Act to grant an injunction to restrain a foreign arbitration, or, which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in practice, has constrained that jurisdiction in such a way that it can never be proper to exercise it）。尽管法院承认，上诉人可以从英国判例中获得有限的支持，但没有一个英国的上诉判例可以支持上诉人在这方面的论点。与此同时，从《纽约公约》和英国判例所体现的国际仲裁原则可以明显看出，法院在签发禁止仲裁令之前必须表现出极大的谨慎和克制。

3. 当争议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时，法院是否会签发禁止仲裁令？

申请人认为，即使法院有权签发禁止仲裁令，如果一项请求是在英国程序中提起，且请求法院根据《仲裁法》第9条中止诉讼程序，法院将不会签发禁止仲裁令。法院在前文中已经确认股权请求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在这种情下，申请人认为，法院将受第9条的约束中止英国诉讼程序，因而法院要么无权签发禁止仲裁令，要么不应就股权确认请求签发禁止仲裁令。

法院认为该观点的逻辑无法抵抗，签发禁止仲裁令将完全违反《纽约公约》和《仲裁法》中关于尊重仲裁协议并赋予其效力的基本原则。

中止诉讼程序与下达禁止仲裁命令之间的逻辑联系体现在Golden Ocean Group Ltd v Humpuss Intermoda Transportasi Tbk Ltd (The Barito) [2013] EWHC 1240(Comm), [2013] 2 Lloyd's Rep 242案的推理中。法院表示，如果本案当事人提出了中止诉讼的申请，且英国程序根据第9条被中止，法院将不会签发禁止仲裁令（if, in the hypothetical stay application, the English proceedings had been stayed under section 9, the consequence would be that no 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 would be granted）。

因此，法院认为申请人就第一个上诉理由提交的观点有良好根据，故法院不能签发禁止仲裁令限制当事人在黎巴嫩仲裁中提出股权请求。本案法官签发禁止仲裁令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即错误地认为本法院在2017裁定中确认股权请求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并认为Sana就该请求不受仲裁协议的约束。因此，针对黎巴嫩仲裁中股权请求的禁令应予以解除。但是，如前所述，上诉人已承认2017裁定的效力是，在英国法院，资产请求必须被视为在第45条之外，故针对黎巴嫩仲裁中资产请求的禁令应予以维持。

4. 英国是一个自然地点，是否是签发禁止仲裁令的先决条件？

法院表示，如果签发禁止仲裁令的先决条件是要求英国是一个自然地点，这意味着，即使英国法院裁定在外国仲裁中提出的请求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并适当地裁定继续仲裁程序属于无理纠缠或具有压迫性的行为，法院也不应签发禁止仲裁令。

上诉人认为，正如限制外国法院诉讼的禁令，在不涉及专属管辖权的协议中，英国法院将不会限制外国仲裁，除非英格兰是基础争议的“自然地点”，即将英格兰和仲裁地进行比较，英格兰是更合适的争议解决地点（just as with injunctions to restrain foreign court proceedings, the English court will not restrain a foreign arbitration, in cases not involving exclusive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unless England is the "natural forum" for the underlying dispute, i.e. that as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place of the arbitration, England is the more appropriate forum）。

尽管被上诉人试图进行反驳，但毫无疑问，这是适用于限制当事人开始或继续外国法院的诉讼程序的禁令（禁止诉讼令）的一般规则，只有少数例外情况（参见：Airbus Industrie GIE v Patel [1999] 1 AC 119案，以及随后的Glencore International AG v Exter Shipping Ltd [2002] EWCA Civ 528, [2002] 2 AllER (Comm) 1案，以及 StarReefers Pool Inc v JFC Group Ltd [2012] EWCA Civ14, [2012] 1 Lloyd's Rep 376案）。

上诉人指出，这一原则适用于禁止诉讼令，也应当同样适用于禁止仲裁令。为此，上诉人援引了Albon v Naza Motor Trading案、Excalibur Ventures v Texas Keystone案、Glencore案和Albon案以支持其观点。

法院认为，有必要把该观点（即在以压迫和无理纠缠为由签发禁止诉讼令之前，英格兰必须是一个自然的地点）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处理。首先，必须确定该规则的基本原理。其次，必须确定该基本原理是否适用于禁止仲裁令。

关于禁止诉讼令的基本原理显然来自于判例法。禁止诉讼令涉及对外国法院主权管辖的间接干涉。这种干涉是间接的，因为禁止诉讼令针对的是符合英国法院管辖的被告，而不是针对外国法院本身，但它的效果被认为是对外国法院管辖权的干涉。因此种干涉初步违反了礼让原则，因而必须保持在严格的范围内，适当地证明此种干涉具有正当性，关于自然地点的检验标准是实现该目标的其中一种关键手段（参见Société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erospatiale v Lee Kui Jak案）。在Airbus Industrie v Patel案中，该案法官表示，“在英国法院和其他国家法院之间进行选择时，如果英国是解决争议的自然地点，通常才会在英国法院申请禁止诉讼令，这样将不会违反礼让原则。”

但是，法院认为，禁止诉讼令的基本原理不适用于外国仲裁。除了以间接方式解除外国法院作为仲裁的监管法院的职责外（但该职责完全取决于仲裁的后续发展），禁止仲裁令不会干涉外国法院的管辖权。禁止仲裁令涉及对另一项原则——国际仲裁基本原则的干涉，法院应坚持这一原则，不应干涉仲裁协议。

如果争议显然属于有效仲裁协议的范围，法院不应干涉。当仲裁协议的效力或范围有争议时，英国法院是否应设法确定该问题可能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前所述，仲裁庭自裁管辖权是国际仲裁法的重要原则。仲裁协议中隐含的意思是，当事人同意仲裁庭可以就其本身的实体管辖权作出裁决，包括仲裁协议的效力和协议范围内的事项。因此，对英国法院而言，就仲裁协议（其中约定了外国仲裁地）的这些事项作出决定是一种例外做法。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英国法院可能会被要求作出决定。例如，当事人请求根据《仲裁法》第9条中止诉讼程序时，法院可以决定这些事项，但最好将这些事项留给仲裁庭解决。

英国法院通常需要决定，英国诉讼程序中的问题是否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在本案中，一审法官就采用了此种做法并在2017裁定中确认本程序中的请求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而未就黎巴嫩仲裁请求是否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作出决定。

因此，英国法院签发禁止仲裁令的权力，不要求其是解决争议的自然地点。

综上所述，法院驳回了上诉人的如下观点，即（1）认为英国法院无权以仲裁是或将是无理纠缠或具有压迫性而签发禁止仲裁令；（2）认为只有当英国是争议的自然地点时英国法院才可以行使这种管辖权。尽管法院具有签发禁止仲裁令的权力，但如前所述，法院已得出结论认为，黎巴嫩仲裁中的股权请求属于CCG《公司章程》第45条的仲裁协议的范围，而黎巴嫩仲裁中的资产请求不属于CCG《公司章程》第45条的仲裁协议的范围。因此，法院裁定支持上诉人就仲裁程序中的股权请求而提出的上诉，并解除关于这部分请求的禁令；同时裁定驳回上诉人就仲裁程序中的资产请求而提出的上诉，并维持关于这部分请求的禁令。（For the reasons given above, I reject the submissions, first, that the English court has no jurisdiction to grant an 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 on grounds that the arbitration is or would be vexatious and oppressive and, second, that any such jurisdiction is exercisable only if England is the natural forum for the dispute. However, I conclude that the shares claim in the Lebanese arbitration is within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in article 45 of CCG's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nd that the judge was therefore wrong to grant an injunction restraining the pursuit of that claim in the arbitration. I would therefore allow the appeal and discharge the injunction as regards the shares claim in the arbitration, but I would dismiss the appeal and uphold the injunction as regards the assets claim in the arbitration）

三、评论

上诉法院在本案中确认《高等法院法》第37条赋予法院签发禁令的权力，此种禁令既包括“禁止诉讼令”，也包括“禁止仲裁令”；法院有权以进行仲裁属于无理纠缠或具有压迫性为由签发禁止仲裁令，这种管辖权的行使不要求法院是解决争议的“自然地点”，但在签发此种禁止仲裁令之前必须谨慎。虽然许多一审商事法庭都确认了这一权利，但在本案之前，上议院、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例中都没有对该问题作出明确的指导。无疑，本案判例将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发挥很大的指引作用。

尽管法院具有签发禁止仲裁令的权力，但如果争议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在此范围内法院不能签发禁止仲裁令。在本案中，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的股权请求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而资产请求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因此，法院裁定解除关于股权请求的禁止仲裁令；同时维持关于资产请求的禁止仲裁令。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中原告的父亲作为股东受公司章程的约束，如果原告以继承人身份代表其父亲提出请求或请求承认其股东身份，这些事项将受公司章程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在本案中，原告没有在英国诉讼程序中提出上述请求，而是控诉被告实施了剥夺其提出权利的“不法行为”，本案法院确认，对这些不法行为的控诉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

此外，本案中容易引发争议的是，法院在审理中止请求时如何尊重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仲裁法》第30（1）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可裁定其实体管辖权，亦即关于：(a) 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b)仲裁庭是否适当组成，及(c)按照仲裁协议何等事项已提交仲裁。”《仲裁法》第9（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以诉讼所涉及的事项依仲裁协议应提交仲裁为由提出中止诉讼程序的申请时，“法院应同意中止，除非法院认为仲裁协议无效、不可执行或不能实行。”对此，本案法院表示，此时法院需要决定，英国诉讼程序所涉及的事项是否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但不考虑仲裁程序（若提起）所涉及的事项是否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