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6日，在 Silverlink Resorts Limited v MS First Capital Insurance Limited [2020] SGHC 251一案中，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将当事人通过调解无法解决的“因保单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提交仲裁；并在管辖权条款中约定将当事人“因保单的解释或适用产生的任何争议”提交新加坡法院管辖。新加坡高等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认为，当事人在涉案协议中同时约定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应当将管辖权条款解释为将特定争议（因保单的解释或适用产生的任何争议）从仲裁条款的范围中分离出来，这部分争议不属于仲裁范围，被申请人无权要求中止诉讼程序以支持仲裁。因此，法院驳回了被申请人的上诉请求。
一、背景介绍
申请人Silverlink Resorts Limited是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公司，其控股的“阿曼集团”在世界各地拥有和管理豪华酒店，包括泰国普吉岛Pansea海滩的Amanpuri度假村。被申请人MS First Capital Insurance Limited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公司，承保和提供非人寿保险业务。
申请人是被申请人所签发的《一切险保险单》（以下简称《保单》）的被保险人。2019年9月6日，申请人续签《保单》，有效期自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保单》承保Aman集团旗下的各种财产，包括Amanpuri度假村。
2020年4月2日，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普吉岛当局下令关闭普吉岛所有酒店。另外，泰国的民用航空局禁止了所有飞往泰国的国际航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索赔由此导致的停业损失，遭到被申请人拒绝。
2020年5月29日，申请人提交原诉传票，除其他外，请求法院宣布申请人在《保单》项下享有有效的索赔。2020年7月2日，被申请人根据《国际仲裁法》第6条请求法院中止诉讼以支持仲裁。助理登记官驳回了被申请人的中止诉讼的申请。被申请人提出上诉。
法院对被申请人的上诉作出如下认定。
二、法院认定
根据 Tomolugen Holdings Ltd and another v Silica Investors Ltd and other appeals [2016] 1 SLR 373案，如果被申请人能够初步证明存在以下情况，则法院应当中止诉讼以支持仲裁：（1）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2）法院诉讼（或其任何部分）中的争议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和（3）仲裁协议并非无效、不能施行或不能履行。
在本案中，《保单》的一般条件约定了调解、仲裁以及新加坡法院的管辖权。《保单》的一般条件约定：
“10.调解（a）就因本保单或本保单的违约、终止或无效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争议、分歧或请求（争议），在开始任何仲裁程序之前，双方当事人同意进行真诚的会面以解决争议。（b）如在（a）款所述的讨论开始后的21天内争议未能得到解决，双方当事人同意尝试通过调解解决争议，并遵守下文（c）款所述的约定。（c）双方当事人将通过商定一名调解员来开始调解程序。如果双方当事人不能在14天内就调解员的人选达成一致，或者商定的调解员不能或不愿采取行动，除另有约定外，双方当事人应在本保单管辖范围内采用最佳做法对争议进行调解。
11. 仲裁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包括关于本合同的存在、效力或终止的任何问题，如在调解一般条件（a）款所指的讨论开始后60天内未能得到解决，应当提交仲裁，除另有约定外，双方当事人在开始法律诉讼前，应在本保单管辖范围内采用最佳做法对争议进行仲裁。（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including any question regarding its existence, validity or termination, which is not settled pursuant to the Mediation General Condition within sixty (60) days of commencement of the discussions described in the Mediation General Condition (a) above,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and the parties shall unless otherwise mutually agreed, use the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Policy to have the dispute arbitrated before legal action is commenced.）
13. 管辖权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因本保险单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任何争议，应被保险人的要求，保险人将接受新加坡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管辖。该争议应根据适用于该法院的实践和根据新加坡法律加以裁定。（Should any dispute arise between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s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will, at the request of the Insured, submi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any competent Court in Singapore. Such a dispute shall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actical applicable to such Cour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Singapore.）”
除上述约定外，续保证明还包括以下约定：“法律和管辖权选择：如就本保单的解释发生任何争议，法律：新加坡法律；管辖：新加坡法院。”
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当事人明确，第11条的仲裁条款适用于根据第10条的调解条款无法得到解决的“因本保险单而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第13条的管辖权条款适用于因保单的“解释或适用”产生的任何争议。续保证明中管辖权条款的范围与第13条的管辖权条款类似。从这些约定的表面来看，保单中的仲裁条款的范围，与保单中的管辖权条款和续保证明中的管辖权条款的范围存在重叠。
当事人争议所涉及的问题是，在根据《保单》第二部分受理关于停业的索赔之前，申请人是否必须证明根据《保单》第一部分存在可受理的财产损害索赔（以下简称争议）。（The dispute in these proceedings concerned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plaintiff had to establish an admissible claim for property damage under Section I of the Policy before a claim may be admitted under Section II for business interruption）。该争议显然属于仲裁条款的范围。但是，由于该争议涉及保单的解释或适用，它也可属于管辖权条款的范围。因此，本案的争议点在于涉案争议应适用仲裁条款还是适用管辖权条款。这反过来又取决于如何解释这两个看起来相互冲突的条款。
在解释仲裁条款时，法院不采用技术方法，而是基于当事人作为理性商业当事人的假定意图对其进行解释，这是一项既定的法律原则。在这个方面，双方当事人均被推定为“有意将因其已达成或声称达成的关系所产生的任何争议交由同一法庭裁决”，除非存在相反的语言。因此，法院在解释仲裁条款时采用了慷慨的做法。如上诉法院在 Rals International Pte Ltd v Cassa diRisparmio di Parma e Piacenza SpA [2016] 5 SLR 455案中所言，“基本上，解释[仲裁条款]的规则是，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当事人之间的所有争议均被假定属于仲裁条款的范围”。
这种慷慨的做法在“Paul Smith做法”（ Paul Smith approach）中得到明确的阐述，并以 Paul Smith Ltd v H&S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1991]2 Lloyd’s Rep 127案的裁定命名。Paul Smith做法也被新加坡所采纳。新加坡高等法院在 BXH v BXI [2020] 1 SLR 1043案中认为由该案协议所导致的争议显然不能同时成为诉讼和仲裁的标的，并认定唯一可行（虽然不完全令人满意）的方案是采纳Paul Smith做法（作有利于仲裁的解释）。上诉法院同意高等法院的意见，指出“应当对据称有冲突的条款作出宽宏和和谐的解释，以便使当事人的真实意图生效。”
法院认为，在 Paul Smith 案和 BXH 案中，仲裁条款和管辖权条款从表面看完全不相融合，无法共存。对于协议同时包含仲裁条款和管辖权条款的情况，PaulSmith做法并非在所有此种情况下都能适用。正如上诉法院在 Rals 案中所言，这种慷慨的解释方法是有限度的，最终完全取决于从客观角度确定的当事人的意图。
只要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和管辖权条款表明当事人希望通过仲裁和诉讼解决不同争议的意图，该意图就应得到尊重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适用Paul Smith做法，因为仲裁条款和管辖权条款彼此并不矛盾；这两个条款的功能完全独立，可独立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在于确定每个条款的范围。（So long as the arbitration and jurisdiction clauses in an agreement evince the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to have different disputes resolved by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that intention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given effect to. In such cases, there is also no reason to apply the Paul Smith approach since the arbitration and jurisdiction clauses are not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both clauses perform entirely separate functions and are independently enforceable. The key issue in such cases, as pointed out in the above passage, lies in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each clause.）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仲裁条款被表述为适用于所有争议，而管辖权条款被表述为适用于某些特定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通过将管辖权条款解释为将特定争议从仲裁条款的范围中分离出来（carve out）以解决这种明显不一致。（However, in some cases, the arbitration clause may be expressed to apply to all disputes whilst the jurisdiction clause is expressed to apply to certain specific disputes. In such cases, the courts have resolved the apparent inconsistency by interpreting the jurisdiction clause as having carved out the specific disputes from the scope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这一点在 Transocean Offshore International Ventures Ltd v Burgundy Global Exploration Corp [2010] SLR 821案， Seeley International Pty Ltd v Electra Air Conditioning BV [2008]FCA 29案和 Hi-Tech Investments Ltd v World Aviation Systems (Australia) Pty Ltd [2006] NZHC 1228中都有阐述。在这三个案件中，法院通过作出有利于管辖权条款的解释来解决管辖权与仲裁条款之间的明显不一致。Paul Smith做法（有利于仲裁条款的解释）没有得到适用。
法院赞同 Transocean 案、 Seeley 案和 Hi-Tech 案所采用的分离做法，这种做法能使当事人的意图生效。这些案件的管辖权条款只涉及特定类型的争议，因此比仲裁条款的范围更窄。
此外，法院认为在管辖权条款只包含特定争议的情况下，这种分离做法具有良好的商业意义。采用Paul Smith做法意味着将管辖权条款解释为在涉及管辖权条款范围内的特定争议时，法院对仲裁具有监督管辖权。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对于不属于管辖权条款范围内的争议，哪个法院将对仲裁具有监督管辖权。如果当事人未达成协议，仲裁地将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地将决定法院对仲裁的监督管辖权。这意味着，采用Paul Smith做法可能导致不同法院（仲裁地法院和根据管辖权条款确定的监管法院）同时对仲裁具有监督管辖权，这取决于争议事项是否属于管辖权条款的范围。如果仲裁（很可能）同时涉及属于管辖权条款范围的争议和不属于管辖权条款范围的争议，问题就会加剧。法院认为，当事人不可能有意造成如此混乱的后果。这也不符合 Fiona Trust 案的假定，即假定当事人希望将其争议交由同一法庭解决。（This means that applying the Paul Smith approach could result in the arbitration being subject to the supervisory jurisdiction of different court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issue in dispute fall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clause or not. The problem would be exacerbated where the arbitration (as it is likely to) involves disputes which fall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clause as well as disputes which do not. In my view, the parties could not have intended such a chaotic result.）
法院认为，在本案中，从客观角度看，当事人的意图是为了让管辖权条款从仲裁条款的范围中分离出有关保单解释或适用的争议。 Transocean 案、 Seeley 案和 Hi-Tech 案所采用的分离做法应当适用于本案，理由如下：
第一，管辖权条款并不适用于所有争议，其范围显然比仲裁条款的范围窄。被申请人对此未提出异议。这表明，当事人的意图是将管辖权条款中的特定争议从仲裁条款中分离出来。
第二，法院同意申请人的观点认为，续保证明的管辖权条款确认了当事人的意图，即有关保单解释的争议应通过法院程序而非通过仲裁解决。
第三，法院还同意申请人的观点认为，将与保单的解释和适用有关的争议留给法院解决具有商业意义，因为这类争议可以通过原诉传票程序得到有效、高效解决。这支持了申请人关于管辖权条款旨在将此类争议从仲裁条款中分离出来的论点。
第四，若在本案中采用Paul Smith做法，将导致前文所述的存在两个仲裁监管法院的问题，当事人不可能有意造成这样的后果。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管辖权条款将与保单的解释和适用有关的争议从仲裁条款的范围中分离出来。与保单的解释和适用有关的争议不属于仲裁的范围，被申请人无权要求中止诉讼程序以支持仲裁。因此，法院驳回被申请人的上诉请求。
三、评论
本案涉及法院应当如何处理协议中同时存在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所引发的管辖问题。这需要对相关条款进行解释。在解释仲裁条款时，法院基于当事人作为理性商业当事人的假定意图进行解释。除非存在相反的语言，双方当事人均被假定为有意将争议交由同一法庭裁决。法院在解释仲裁条款时采用慷慨的做法。基本上，解释仲裁条款的规则是，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当事人之间的所有争议均被假定属于仲裁条款的范围。
协议所导致的争议显然不能同时成为诉讼和仲裁的标的，当仲裁条款与法院管辖权条款从表面看完全无法相容，无法共存时，如 Paul Smith 案和 BXH 案，应采用慷慨的做法，作出有利于仲裁条款的解释。
但是，这种慷慨的解释方法是有限度的，最终完全取决于从客观角度确定的当事人的意图。只要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和管辖权条款表明当事人希望通过仲裁和诉讼解决不同争议的意图，该意图就应得到尊重和执行。在某些情况下，仲裁条款被表述为适用于所有争议，而管辖权条款被表述为适用于某些特定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通过将管辖权条款解释为将特定争议从仲裁条款的范围中分离出来以解决这种明显不一致。换言之，这些被管辖权条款所分离出来的争议仅属于管辖权条款的范围，而不再属于仲裁条款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