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概要：
2022年2月28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就Hunan Xiangzhong Mining Group Ltd v Oilive Pte Ltd [2022] SGHC 43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仲裁被申请人始终未参与仲裁程序，其不受2016年SIAC规则第28.3款和示范法第16.2款规定的最迟在答辩书（或反请求答辩书）中提出仲裁庭管辖权异议的时间期限的限制。但法院最终还是确认，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的经主席（Chairman）同意（agreed upon by）的独任仲裁员是指由主席作为第三人进行提名而非指定，因此最终由2013年修订后的SIAC规则中的院长（President）指定的独任仲裁员具有管辖权，法院驳回了被申请人的管辖权异议之诉。
案件背景：
原告系中国公司及仲裁程序中的被申请人，被告系新加坡公司及仲裁程序中的申请人。2020年5月18日双方签订轻循环油的买卖合同，合同第16条包含有如下仲裁条款：
“…Any dispute…shall be referred to and finally resolved by arbitration in Singapore to the exclusion of any other forum or jurisdi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SIAC Rules)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which rules are deemed to be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 this clause. The tribunal shall consist of a single arbitrator agreed upon by both parties, or if not so agreed, by the chairman for the time being of SIAC…”
2020年9月14日，被告就相关争议提起仲裁。在其仲裁通知中，被告提议由独任仲裁员根据2016年SIAC规则第5条的快速程序进行审理：“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it has been agreed as follows:…(b) The Tribunal shall consist of a single arbitrator agreed upon by both parties, or if not so agreed, appoint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SIAC”。原告未就被告的仲裁通知进行回应，也未就仲裁庭的组成以及是否适用快速程序进行评论。2020年10月26日，被告请求SIAC院长（President）指定独任仲裁员并决定快速程序的适用。SIAC随后要求原告就快速程序的适用进行回复，否则将由院长就此进行决定，但原告始终同样没有进行回复。2020年12月29日，在SIAC主席因利益冲突不能提名独任仲裁员且原告同样未就独任仲裁员的指定进行回复的情况下，SIAC院长根据2016年SIAC规则第10.2款指定了独任仲裁员。
2021年2月25日，被告作为仲裁申请人提交了备忘录（memorial），而原告作为被申请人始终未提交备忘录且未与被告、仲裁员或SIAC进行联系。在2021年5月17日进行的证据庭审（evidential hearing）中，原告同样未出席。直至2021年5月25日，原告才指定律师，仲裁庭则要求原告澄清其为何此时才指定律师，但原告并未给出明确的理由。2021年5月31日，原告指出独任仲裁员未依据仲裁协议进行指定，并反对仲裁程序的继续进行。2021年6月28日，根据2016年SIAC规则第28条并参考UNCITRAL示范法第16条，原告就仲裁庭管辖权提出异议，理由是仲裁员不是根据仲裁协议的约定来进行指定的。
当事方同意仲裁员具有受理原告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而该异议申请应当作为一个初步问题（preliminary issue）。仲裁员最终驳回原告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原告则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法（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IAA”）第10.3(a)项请求法院判决独任仲裁员无管辖权。其主要主张是，根据仲裁条款，“在双方无法就独任仲裁员的指定达成同意时，经SIAC的主席（Chairman）同意（agreed upon by）”。鉴于独任仲裁员是由SIAC仲裁院的院长（President）指定的，而非SIAC的主席，因此仲裁员的指定是无效的。被告则主张独任仲裁员是根据2016年SIAC规则合法指定的，且原告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已经超过时限。
对于本案，需要指出的是，在2013年SIAC规则修订之前，仲裁员是由主席（Chairman）进行指定的。2013年4月1日修订之后，创设了院长办公室，仲裁员改由院长（President）进行指定。此外，2013年SIAC规则第1.3款和1.4款明确指出自2013年4月1日起，在前版本的SIAC规则中的主席将是指院长。
法院认定：
一、仲裁庭有关管辖权的认定
原告主要基于两个理由向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
首先，仲裁条款中指向的主席（Chairman）表明了当事方由主席来指定仲裁员的合意，而这意味着取代（displace）纳入的仲裁规则中任何相反的规定（如2016年SIAC规则第9.2款、9.3款、10款）；
其次，即使仲裁条款的用语未取代2016年SIAC规则第9.2款、9.3款、10款，该用语也与这些规则不一致，而当事方的明确用语应当优先于2016年SIAC规则中与之相冲突的条款。
仲裁庭则基于若干理由认为，当事方在仲裁条款中的约定并非意在由主席来指定仲裁员或者减损2016年SIAC规则中有关仲裁员指定的条款。当事方要是旨在通过主席来指定独任仲裁员，鉴于2013年SIAC规则已经规定由院长进行指定，其将必须明示表达该意思，因此当事方在仲裁条款中提及主席仅仅是指由主席作为第三方提名独任仲裁员。仲裁条款中约定的是当前有效（currently in force）的SIAC规则，这表明当事方意图在仲裁程序开始时适用最新的规则。有关由院长指定独任仲裁员的2016年SIAC规则第10条并未使用“除非当事方另有约定”的术语，因此对仲裁条款的解释应当保持与第10条一致，而非取代该条款。仲裁员最终认为SIAC的仲裁员提名程序是与当事方的约定相一致的。
此外，仲裁员还认为原告有关管辖权异议的请求已经超出了时间期限。原告直至2021年5月27日才开始参与仲裁程序，在此之前其未就仲裁通知、仲裁庭的组成等进行任何的回应。对于原告有关其并未提交任何的答辩书因此不存在超过异议时限的主张，仲裁员认为2016年SIAC规则第28.3款（除非有正当理由，对仲裁庭的管辖权异议最初应当在答辩书或反请求答辩书中提出）并未允许原告不进行任何的抗辩而随之在数月之后提出管辖权异议，相反这意味着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因此，在原告不存在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仲裁员认为其管辖权异议超出了时间期限。
二、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关管辖权的主张
如前所述，原告的主张是首席仲裁员的指定不符合仲裁条款的约定，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当事人意思自治（party autonomy）要求必须严格遵守仲裁条款中有关“主席”的指引；
第二、当事人同意由主席提名和指定仲裁员，因此在2016年SIAC规则下不应当将提名和指定进行切割，即仅仅由主席提名而非指定仲裁员；
第三、即使当事人同意由主席提名而非指定仲裁员，本案中仲裁员的指定也不恰当，因为仲裁员是由院长而非主席提名的；第四、管辖权异议的提出并未超过时间期限，因为原告并未提交过答辩书，并且程序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制于自然正义规则（rules of natural justice）。
被告则主张首席仲裁员的指定符合仲裁条款的约定。其指出，根据仲裁条款，指定独任仲裁员存在三种方式：
第一、由当事人提名并由院长指定；
第二、由主席提名并由院长指定；
第三，由院长根据2016年SIAC规则第10.2款指定。通过在仲裁条款中引入SIAC规则，第10.2款适用于本案，因此可以由院长指定仲裁员。被告还主张原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超出了时间期限，原告不能在完全知晓仲裁程序的情况下未提交答辩书，并且直至证据庭审结束之后才提出管辖权异议。
三、法院有关管辖权的认定
基于当事人的主张，法院认为其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两个前提问题：第一、原告向仲裁员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是否超出时间期限（was the plaintiff’s jurisdictional challenge before the Arbitrator made out of time）；第二、如果是，法院是否被排除在根据IAA第10(3)款重新审理异议之外（if so, whether the court is precluded from hearing the challenge de novo under s 10(3) IAA）。在这之后，法院需要回答的最终问题则是仲裁员是否具有管辖权（whether the Arbitrator has jurisdiction over the Arbitration）。
（一）关于原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是否超出时间期限
2016年SIAC规则第28.3款向仲裁庭提出异议的时间期限规定如下：（a）对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的异议，最迟应当在答辩书或反请求答辩书中提出……当事人在超过本第28.3条上述规定的期限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仲裁庭认为该延迟有正当理由的，仍可予以受理……”。该款对应于示范法的第16.2款，其规定：“有关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不得再提出答辩书之后提出……”。
法院指出，原告并未否认其收到了有关仲裁开展和进程的相关通知和文件，而是选择直至2021年5月27日才参加仲裁程序，而其管辖权异议则是在5月31日。此时距仲裁员被指定之日已将近五个月，对此原告并未提供任何的解释，其是有意不参与程序。
对于原告主张的因其并未提出答辩书，因此其管辖权异议不受时间期限的限制，法院认为这完全站不住脚（wholly untenable）。鉴于原告的该主张是基于2016年SIAC规则第28.3款和示范法第16.2款，法院认为必须在示范法的框架内来进行考察。法院指出，示范法第16.2款的逻辑是要求当事人尽早提出其管辖权异议（The raison d’etre of Art 16(2) is to require parties to raise their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s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time）。联合国贸法会在对示范法第16.2款的评论中也指出，第2款涉及一方当事人可能提出的抗辩，即仲裁庭无管辖权或超越管辖权，其特别旨在确保毫不拖延地提出任何此类反对意见（Paragraph 2 deals with the possible plea of a party that the arbitral tribunal does not have jurisdiction to decide the case before it or that it is exceeding the scope of its authority. It aims, in particular, at ensuring that any such objections are raised without delay）。该原则也得到新加坡上诉法院在Rakna Arakshaka Lanka Ltd v Avant Garde Maritime Services (Pte) Ltd [2019] 2 SLR 131 案中的确认（Art 16(2) was formulated to deal with challenges to the tribunal’s jurisdiction and was aimed, in particular, at ensuring that any such objections were raised without delay. Hence, the provision that such a challenge has to be made at the latest by the submissions of the statement of defence）。法院还进一步提出，示范法第16.2款的措施考虑的是参与了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对于始终未参与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呢？法院认为，如果允许未参与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在最后时刻提出管辖权异议将与该款背后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而这也不符合示范法起草者的意图。因此，法院同意仲裁员的观点，原告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超出了2016年SIAC规则第28.3款下的时间期限。
（二）关于法院是否被排除根据IAA第10.3款继续审查管辖权异议申请
法院认为，虽然原告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已经超出时间期限，但这并不排除法院根据IAA第10.3款继续审查该异议，其主要基于以下的理由：
首先，联合国贸法会有关示范法第16条的评论中承认，未能根据第16.2款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排除效力可以不适用于一方未参与仲裁的情况。第16.2款的排除效力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形，其中一项公认的例外就是基于违反公共政策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该异议无法通过当事方在仲裁程序中提出而得到解决。法院指出，联合国贸法会的秘书处似乎是认为还存在另外一项例外，即在“一个当事方未参加仲裁，至少未提交答辩或参与争议实质问题的庭审”的管辖权异议将不会被排除（It seems that the Secretariat considered that there was also another exception, in relation to setting aside and enforcement proceedings, that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s would not be precluded where ‘a party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arbitration, at least not submit a statement or take part in hearings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法院还指出，在前述的Rakna案中，对于示范法第16条，该案法官同样认为，如果一方当事人完全远离仲裁程序或者在某个早期阶段，如提交答辩书之前退出仲裁程序，则第16条的时限对其不具有约束力（…where a party has stayed away from the arbitral proceeding altogether or has walked out at some early state, eg, before filing its statement of defence, then Art 16’s time limit is not binding on it）。
其次，前述结论是与示范法第16.3款的排除效力的范围相一致的。法院认为，在Rakna案中上诉法院就清晰地指出，示范法的起草者们意图让第16.2款具有排除效力，类似的起草者意图让第16.3款具有同样效力，而问题的关键是该排除效力是否适用于所有的情形。该案中，上诉法院似乎认可的是第16.2款、16.3款对于未参与仲裁程序的当事人不具有排除效力。上诉法院的逻辑是，如果当事方认为仲裁庭无管辖权，其完全有理由基于仲裁庭不能作出最终裁决或者即使作出裁决其也有依据拒绝执行该裁决的信念而不参与仲裁程序（If the respondent believes that the arbitral tribunal has no jurisdiction,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he is perfectly entitled to sit by and do nothing in the belief that either the proceedings will not result in a final award against him or that, if an award is made, he will have valid grounds to resist enforcement）。在示范法和IAA均未明确要求被申请人参见仲裁程序的情况下，上诉法院认为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未参加仲裁的被申请人应受裁决的约束，无论其相信仲裁错误进行的理由是否有效（found it difficult to conclude that a non-participating respondent should be bound by the award no matter the validity of his reasons for believing that the arbitration was wrongly undertaken）。法院认为，上诉法院在Rakna案中的意见支持了其有关原告仍然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主张，原告不受示范法第16.2款的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期限的约束，其仍然可以在仲裁裁决作出前根据IAA第10.3款提出管辖权异议。
最后，示范法第16.2款并未表明基于IAA第10.3款的管辖权异议上诉会因未及时提出而被排除（there is no indication from Art 16(2) of the Model Law that an appeal under s 10(3) of the IAA against a jurisdictional ruling may not be brought or is precluded if the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 in the arbitration was brought out of time）。在IAA第10.3款下，法院是基于一项独立的新的审查来考察仲裁庭的管辖权（Under s 10(3) of the IAA, the court considers the arbitral tribunal’s jurisdiction on the basis of an independent de novo review）。因此，法院认为原告并未因超过时间期限而被排除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
（三）关于仲裁庭是否对本案仲裁具有管辖权
法院认为，有关仲裁协议之构建的基本原则已经由上诉法院在Insigma Technology Co Ltd v Alstom Technology Ltd [2009] 3 SLR(R) 936 案中给出了陈述，即一项仲裁协议应当如同其它任何商业协议一样进行解读，对其进行解释的基本原则是给予当事人在文件中表达的意图以效力（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documentary interpretation is to give effect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as expressed in the document）。在当事人已经表达了通过仲裁解决所有争议的明确意图时，法院应当给予该意图效力，即使该协议的特定部分可能存在模糊、不一致、不完整或部分缺失之处（Where the parties have evinced a clear intention to settle any dispute by arbitration, the court should give effect to such intention, even if certain aspects of the agreement may be ambiguous, inconsistent, incomplete or lacking in certain particulars…）。对有效解释原则的一项补充原则是，一项仲裁协议不应当进行限制的或严格的解释，一项仲裁协议并非是一部法案（A subsidiary principle to 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is the principle that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should also not be interpreted restrictively or strictly.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not a statute）。还有一项补充原则是，一个商业上符合逻辑的和合理的解读应当尽可能的优先于一项商业上不符合逻辑的解读（Another subsidiary principle is that, as far as possible, a commercially logical and sensible construction is to be preferred over another that is commercially illogical）。
基于前述原则，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员认为其具有管辖权是正确的，该仲裁员的指定符合仲裁条款的约定。法院指出，原告有关仲裁员应当由主席来进行指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当事方在仲裁条款中使用的是“经同意”（agreed upon by），而非“提名”（nominate）或“指定”（appoint）。此外，当事方在仲裁条款中纳入了2016年SIAC规则，仲裁条款应当在该规则的背景下进行解读。SIAC规则第9.3款已经明确仲裁员的所有指定均应当由院长进行，且自2013年4月起主席已经修订为院长，当事方的约定最多是理解为由主席进行提名。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在其仲裁通知中陈述的独任仲裁员由主席进行指定（appointed by the Chairman），法院认为其不能排除是被告的一个诚实的错误（an honest mistake）。即使不是错误，这也是被告对仲裁条款的一个单方理解。无论如何，对仲裁条款的解读应当适用前述的基本原则。法院最终认为，对当事方客观意图的适当解释应当是其旨在由主席（作为第三方）提名独任仲裁员，并由院长指定该独任仲裁员（如前所述，本案中主席最终因存在利益冲突未参与提名）。
总结与评析：
法院最终认为，即使超过2016年SIAC规则第28.3款和示范法第16.2款规定的最迟在提交答辩书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期限，原告仍然有权提出该异议。但原告的管辖权异议并未成立，由院长指定独任仲裁员符合当事方在仲裁条款中的约定。法院在判决的最后还强调，即使仲裁裁决在执行阶段可能还是要面临管辖权异议的挑战，但这并非是法院因此裁定仲裁员不具有管辖权的合法理由。执行仲裁裁决的外国法院可能存在不同的观点并拒绝执行，但这是示范法和纽约公约框架下的一个特点和潜在风险，即当事方在选择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时候就接受了该风险。本案中原告在临近作出仲裁裁决前始终未参与仲裁程序是法院认定其不受提出管辖权异议之期限限制的关键因素。如果其参与了仲裁程序而未及时提出管辖权异议，其将受2016年SIAC规则第28.3款和示范法第16.2款的时间期限约束，这将导致法院直接驳回管辖权异议的上诉。而对于应当是由主席还是由院长指定独任仲裁员的问题，仲裁协议本身的约定确实与SIAC规则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情形，而最终引导法院确认院长指定仲裁员系有效的关键因素还是对仲裁协议的有效解释原则。否则的话，若主席因任何原因未能参与指定仲裁员，该仲裁条款将不能有效执行。